无疑，收藏也开拓了一个让我们认识智慧、提升智慧的平台。如一些收藏明清时期山西晋商票号汇票的藏家，总会探究这样一个问题：票号的防伪为何在使用的几百年间从未被破解呢?原来，古人创造了一套用汉字代替数字的保密办法——当有人办理业务时，晋商会在汇票下面写上一行别人看不懂的字，其实是汇票对应的日期和数目等，它们与汇票的水印、印章、笔迹等层层构筑起“防伪墙”。而真假的辨认，只有懂得密码的人才清楚。这套密码系统，与晋商崇尚“以义制利”的诚信系统相呼应，体现着山西晋商的智慧。这不也在给今人的智慧之根培土吗?
何为收藏?一位评论家的话耐人寻味：“因为人性中有基本的占有欲，因为从古至今世界上有很多物品表现出难以抵挡的诱惑力，所好为所有……因为占有，就有了把玩。”如果说“占有”是收藏行为，那么“把玩”则体现出收藏者的价值取向与目的所系。否则，失去了文化的感知，也就得不到精神层面上的愉悦，甚至会陷入盲目收藏所导致的种种困境中。
收藏最是怡情养性，因为被收藏的东西往往是入得了藏家法眼的，也往往是藏家所钟爱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藏家对藏品总是爱不释手。藏品已然成为藏家业余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据金岳霖先生晚年回忆：上世纪30年代前后，我在清华教书，有一段时间总是到燕京大学去找黄子通先生。我们虽然都是教哲学的，然而谈的不是哲学。他有些中国山水画，他自己最得意的是董其昌的，我最喜欢的是谢时臣的，有机会就要去看看它。因此，我同黄先生也成了朋友。是啊，无论独自一人还是朋友一起，因一件心仪的藏品而边品茗边欣赏，那种独乐抑或众乐，诚非旁人所能体味。
藏品是历史留给今人的重要解码器，关乎历史、人文、审美等丰厚的信息。由藏品入手，依据相关资料，就可以追溯与藏品相关的历史细节，并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比如，当南宋沉船“南海一号”打捞上来后，伴随着大量瓷器的呈现，一个疑问便升腾而出：南宋偏于一隅，面对王朝末日的苍凉，为何还能生产如此多的精美瓷器并进行出口?想来，或许一方面有酷爱艺术的帝王宋徽宗打下的底子，另一方面“‘稳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标”，统治中心的南移，促进了南方商业都市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思考这些特殊的历史背景，欣赏宋代瓷器不就融进了一番特别的感悟?
收藏的过程，理应成为增趣添味的过程。正是因为收藏有趣有味，才引导收藏者乐此不疲。收藏的趣味常从好奇心与求知欲的满足中来。加拿大曾举办“紫垣撷珍——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宫廷生活文物”大展，其中出现了慈禧“大雅斋”瓷器的小样。很少有人知道，慈禧专门为自己设计、烧制的“大雅斋”瓷器，宫里的画师会先画出小样，慈禧中意的，造办处会在小样上贴几个黄条，上面写着按照此样、何等尺寸、烧制数量之类的话，相当于给景德镇下了订单。这一展览的设计安排，“对了解清朝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烧制和慈禧对瓷器的喜好情况有相当的助益”。同样道理，收藏若能围绕一个主题来展开、一个系列来组织，则必能极大地满足人们的求知欲。
如果说，溯源更多是一种由果溯因的行为;那么，考证更多是为了从果出发，对一段空白的历史进行填补。许多收藏，其实就是在做这种填补工作。前不久，“曹操宗族墓群文字砖拓片展”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出。这些文字砖、画像砖是上世纪70年代在亳州市曹操宗族墓群中出土的珍贵文物的一部分，当时刻写有文字的墓砖就出土了600多块。这些文字是造砖工匠在砖坯未干之前，用细棒刻写而成，行、草、隶、篆俱全，不仅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研究有重要价值，也对研究古代书体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下，收藏热度高涨。收藏者若能坚持收藏的初衷，必有利于引导收藏回归理性，廓清收藏市场存在的众多乱象，从而在提升收藏队伍整体素质的同时，促进收藏事业的健康发展。
有关藏品的文化品格，其内核一定离不开“溯源、考证、助学、增智、添趣、怡情”等因素，这几个因素总是各有侧重并交替、叠加出现，从而让收藏者痴迷其间。
作为知识传承的载体，书籍的功能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是无可替代的。中国自古便有藏书的文化传统，书稿、手稿自然更是珍稀之物。据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先生当年的学生李瑚在课堂笔记中记述，课上陈垣常讲述自己购藏清代名家手稿的经历，有全祖望《困学纪闻笺》手稿、王念孙《广雅疏证》手稿等，旨在“取前人手稿从新作一次，等于从其学也”。陈垣后来能够成为大学者，跟其收藏名家手稿而“转益多师”怎能没有关联?自然，他收藏的名家手稿，对于后来者的学习与研究，其价值自然也是无可估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