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考古学和狭义历史学都从大目标的角度研究人类历史的过去。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有一定的差异(当然，有些情况下你有我，你有我，比如文物、文献学、碑铭、竹简、历史考古学等。) 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对象侧重于文物和遗迹，而研究对象侧重于文献和文本。研究方法侧重于田野考古发现，研究方法侧重于考证、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两者都强调双重证据或多重证据法则，但考古学的物理(真实)证据特征更为突出。
当前考古研究的目标可以分为三个趋势:一是物质文化史研究，二是古代社会复原研究，三是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服务(即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推广) 这三个目的是交叉和不同的，主要是因为根据目的采用的研究方法、概念、工作流程和文化价值选择的起点不太一致。 第一类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以考古学的年代学为中心，一直代表着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形式。其核心研究方法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在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研究中，结合区域考古文化的主题特征和发展脉络。第二种关于古代社会复原的研究以聚落考古为核心，其核心研究方法是在前一种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更多的科技考古方法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总结一个地区遗存和考古文化时期的社会结构、组织乃至文化精神的发展特点。第三类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服务对考古学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目前大型遗址的考古研究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 其核心工作理念是在前两项研究的基础上，在保护的基础上，一方面解决恢复古代社会的问题，另一方面为民族和现代社会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服务。
这三种趋势在处理历史文献或考古发现与文献记录之间的关系时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第一种形式，文件或文本，在考古学中使用，起着关键作用。 例如，在研究秦始皇陵的建造时间时，根据《季芹史记·黄帝本纪》中“先帝登基，途经骊山”的记载，可以断定秦始皇陵建造了38年(公元前246-209年)。这一次是根据司马迁对事实的叙述推断出来的。它是否符合历史现实，需要进一步细化，并通过秦始皇陵各构成要素的年代界定来确定。 这种形式在夏、商、周考古研究中更为突出。 如果殷人反复迁徙，这是殷商历史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据文献记载，殷人“不常进城”，并将首都“从前八个迁到后五个” 唐城之前的八次迁徙基本上属于部落迁徙或方国转移，严格意义上不能视为资本迁徙。 唐城之后的五步棋为学术界所熟知，即钟鼎由博转逵，何党家由逵转翔，祖毅转兴，南庚转燕，潘庚转殷。 这些文献记载对殷都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对考古文化阶段和文化因素的不同理解，它们不仅引发了郑州商城的“博”与“魁”之争，也逐渐改变了学术界对小屯殷墟布局的理解，形成了环北商城应该是潘庚迁居殷墟的原址的观点。
第二种形式，基于对考古文化时间积累机制和遗迹空间布局的清晰认识，将文献研究融入聚落考古研究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并结合科技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自然环境、地理气候等)。)总结和恢复定居点的发展。 例如，河南内黄三阳庄汉代聚落的形成和废弃过程，通过文献记载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 三阳庄遗址的主要遗迹与洪水基地重叠，其形成应与汉代黄河洪水密切相关。 三阳庄遗址在汉代归魏军管辖，毗邻黄河。据《韩曙勾践志》记载，西汉艾帝服丧时，黄河经常从魏军以下决堤，治理黄河的对策被广泛采用。 贾兰贤的《治河三策》一开始说，汉朝的一些农民在原来黄河大堤的海滩上“建了小房子，然后成了定居点”，他们“住在沼泽地里，把水排干” 如果我们用贾朗所说的“新房子”来观察和分析三阳庄遗址的总体布局，我们会发现这不是汉代的一个普通村庄，而是黄河滩地新垦区的一座新房子。 总体而言，三阳庄汉代聚落呈现出“田与屋相连，屋建在田里，屋隔田相对”的形态。这种形式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与丽华聚落的巨大差异，表明了新的社会形势下农业聚落形式发展演变的新趋势。 根据文献和考古发现，三阳庄遗址的形成与新邙成立三年来的“何爵魏军”密切相关。据推测，汉代在这一地区的聚落被完全淹没和埋葬的时间应该是新莽天风元年以后 通过这些细节，一幅汉代黄河滩地开垦兴衰的生动画面出现在纸上。
第三种形式更注重为现实社会生活服务，或者突出其历史和科学价值，或者突出其文化和社会价值。 对于根据考古研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来说尤其如此。 例如登封的“天地”历史建筑位于中岳嵩山南麓，包括8座历史建筑，包括观星器、太师阁、中岳寺、齐木塔、少师阙门、宋岳寺塔、惠山寺、少林寺等。 这些建筑不仅是中国古代祖先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文明发展和演变的实物见证。 例如，在西周初年，阳城的周公使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地球的身体和太阳的视野，以便到达地球的中部。东汉天文学家张衡也在《灵贤》一书中最终确定的天地之中的固阳市 从元朝到元朝的十三至十六年，郭守敬以此为中心观察点，计算出当时较为先进的历法——“授时历”。它的准确性与现在的公历只有26秒不同，但它的创建时间却早于300年。 因此，可以说周公景泰和观星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观测建筑。 这样，对历史文献的解读服务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当然，这些解释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作为可信的历史文化被公众认可和传播。 另一个例子是当我们研究中原的历史和文化时，我们曾经提出“中原的历史和文化”实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主导文化”(刘庆柱和韩国河，《中原历史和文化演变的考古观察》，考古学杂志，2016年第3期) 这种宏大历史观的文化解读涉及到大量的文献，既不能用来整理历史文献，也不能拘泥于文献，怀疑一切，更不能过度解读自己的“中心文化价值观”，故意否定其他文献记录和考古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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