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可：新石器时代的最后五百年，整个东亚大陆新的社会形态、文明和国家已经兴起。而这四个文化无疑是这个时段中最重要的代表，它们的此消彼长、相互影响是那个时段的主旋律。于是就有了两场考古学术擂台赛：陶寺对二里头，石峁对良渚。
2016年一整年，考古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石家河、石峁、陶寺、良渚、二里头等与“最早的中国”紧密相关的几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在不同的大会上被频繁地放到一起进行对比。
良渚文化算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核心的成果，它不仅构成了长江下游邦国文明形成的关键证据，而且也为证实多元一体的中华五千年文明，概括出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与特点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四川成都，还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话——“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青铜对话”。古蜀文明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代表，今年亦是三星堆大型商代祭祀坑发掘30周年的日子。三星堆遗址的考古遗存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春秋前期，有两千年之久，反映了从原始社会的解体到文明的诞生、发展至衰落的全过程。它的神像、面具、神树都是对中原青铜文明的创新性吸纳，是具有本土文化基因的长江流域居民，吸纳中原青铜冶铸技术之后，铸造出的符合自己精神信仰、生活传统与独特审美的祭祀礼器。来自黄河流域的司母辛鼎与来自长江流域的大禾人面纹方鼎、象纹大铜铙出现在同一个对话场景中，确实可以说明中国青铜时代所达到的高度。
说起良渚文化，从1936年施昕更为遗址命名算起，已经80年过去了;即使从1986年在反山、瑶山遗址中，发现代表良渚文化统一信仰的神徽“神人兽面纹”算起，也30年过去了。2016年，关于它，有了令人心潮澎湃的新发现。长江以北60公里处的蒋庄遗址，有230多座墓葬，是发现墓葬数量最多、最密集、葬具丰富、排列整齐的良渚遗址之一，更难得的是有很多人骨、棺椁保存完好。
江浙的土壤条件不好，极少发现人骨。2016年，浙江文物考古所的考古人员在卞家山的古河道里发现了非正常死亡者的人骨，这说明在良渚文化晚期曾经发生过严重的暴力事件。同位素分析显示，这些遗骨中有两个人的主食是小米等碳四植物，而良渚人的主食是大米，是碳三植物，说明这里当时也有外来人口。
入冬，一场洋洋洒洒的大雪，给石峁遗址盖了一层灰白的冬衣，使这个原本就很有气势的石头上的王国更显宏阔。
石峁自2011年横空出世后，一直是考古界关注的焦点，2016年，因为瓮城、内外城墙以及墙体上的壁画、大型墓地、铜器及铸造铜器的石范等重要发现，它再一次刷新了大家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
1926年10月，李济与袁复礼来到距仰韶遗址不足100公里的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了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如今90年过去了，在考古的硬件方面我们确实已经飞速发展，翻天覆地;但在重建上古史方面，我们的进展依然是缓慢的;好在，每一步都是坚实的。毕竟目前中国考古学揭示出的年代早于夏代的文明碰撞，称得上是波澜壮阔，虽然还缺少文字的说明，却也雄辩地证明着文明的酝酿曾经如此充分饱满。
在2016年的考古发现中，不得不提的是湖北的石家河遗址。它的面积约为120万平方米，距今6500年即开始有人类居住生活，距今4300年左右达到鼎盛时期，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的，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而早在今年年初，石家河新出土玉器的消息就在网上广泛流传。2016年，在谭家岭遗址，考古人员又发现了面积20余万平方米的城址。该城始筑年代比此前考古揭示的年代提前至距今5000年左右，也处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期。而密集出土的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双人连体头像玉玦、羽冠持钺人物像等，都显示着它与中原文明千丝万缕的联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认为，大量精美玉器的涌现、瓮棺葬的流行、龙山文化因素的增加，意味着当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和文化转型，南北文化认同在那时初步形成。良渚文明衰落后，以石峁城址、陶寺城址、石家河城址为代表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的相继出现，使文明又达到了新的高度。
此外，河南洛阳市发现的曹魏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或许又将引发新一轮的关于墓主人的争论;上海博物馆发布的青龙镇考古发掘成果，因为地标性建筑隆平寺塔的塔基、塔底保存完整的地宫的发现，成为实证千年上海城镇发展的宝贵资料;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被认为与文献所记载的秦汉时期国家最高的祭天仪式有关，这也标志着考古人一直探寻的雍城郊外的固定祭祀功能区“皇家祭天台”或许有了实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