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沉船”的船体特征与当时往来亚欧从事贸易的大型葡萄牙船完全不同。它非常小，可能是葡萄牙人在印度半岛西岸的贸易港口果阿(Goa)所造，用于往来于中国澳门、广州与东南亚、南亚地区。这艘船在广州装船出港后，行至马来西亚附近海域不幸沉没。如果说荷兰商人只能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台湾和巴达维亚等待中国货船抵达，葡萄牙商人则在广州和澳门拥有较大的贸易自由度。他们对运输什么货物，也有更高的选择度。这件克拉克赤壁赋瓷盘，很可能是葡萄牙商人主动选中的一个瓷器品种。当然，也存在一些船货会行销东南亚市场的可能。不过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大部分货物会在港口重新装船，然后销往欧洲。至少这件赤壁赋克拉克瓷盘的外观特点说明，它的最终销售目的地是欧洲市场。它也显示出中国的瓷窑在瓷器制造方面改造传统式样的弹性。
绘满各类装饰性的图样。
“万历沉船”这件克拉克瓷盘，较之福建漳州出产的廉价瓷来说质量较高，可能为景德镇出产的品质稍次一等的瓷制品。盘心直径23厘米，正中圆形主图像四周围有两圈如意纹装饰，四周有八个开光。中心图案里的扁舟和乘客很小，更多空间则留给自然风景。清晰准确地表现或指涉“苏轼夜游赤壁”这个主题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表现
目前不能精确断定“哈彻号沉船”沉没的时间，原因一方面是缺少对该船的历史记载，另一方面在于商业打捞对考古证据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根据船货中有年份款识的瓷器判断，沉船日期不会早于1643年。当然，沉船时间不能说明船上运载的瓷器的生产时间，因为贸易船只也偶尔会搭载古董瓷。不过，沉船上这一大批形制款式各异的瓷器多与1643年至164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订单样式相似，绝大多数为景德镇出产。综合推断，该船可能是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或万丹(今印尼万丹)行销货物的中国商船，1645年前后失事在航路上。在这之后，由于南下的清军对景德镇地区的控制，景德镇至沿海地区的贸易趋于萎缩，中国商人很难再装船出海。“哈彻号沉船”上发现的赤壁赋瓷碗证明，在明朝的最后几年，赤壁赋瓷已加入外销瓷的行列，被从中国贩运到东南亚的贸易港口。
第二件赤壁赋瓷“足迹”是2004年南海海洋考古公司打捞的一艘古代沉船。这艘船位于现今马来西亚登莪岛(Tenggol)与马来西亚半岛之间海域，通称“万历沉船”。但它实际沉没时间约为崇祯初年，较之“哈彻号沉船”早十余年。“万历沉船”出水的7000多件瓷器中，有一件赤壁赋青花瓷盘残片。残片约有原物的70%，是一件典型的“克拉克瓷”(kraak)。克拉克瓷这个词源自荷兰17世纪初期武装劫持了两艘名为克拉克(carrack)的葡萄牙货船。荷兰人随即将含有大量瓷器的船货运抵阿姆斯特丹拍卖。瓷器拍卖获得了惊人的利润，造成社会轰动，克拉克瓷也随之成为流行语。瓷器鉴藏研究所说的克拉克瓷，是指明末清初中国制造的专供出口欧洲市场的一类瓷器，大多为青花彩，形制以盘、碟和壶居多。克拉克瓷的装饰纹样是迎合欧洲口味的产物。以瓷盘为例，其突出特点是留白少，饰以繁密的花纹和图样。一般正中心会有一个大的图像，四周放射状围有6到8个小图像，即所谓的“开光”，开光内也
除以上两件考古发现以外，赤壁赋瓷也在其他地区留下了踪迹。在印度的德里兴建于1538年的“旧堡”(Purana Qila)，出土了赤壁赋瓷碗的碎片。在16世纪中期，那里先后居住着印度北部苏尔帝国的皇帝舍沙尔(1472—1545)及其继承人。在埃及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Fostat)也发现过赤壁赋瓷碎片。福斯塔特是埃及阿拉伯化之后第一个都城。然而13世纪后，福斯塔特逐渐荒废，成为垃圾堆积场。因此所发现的赤壁赋瓷碎片可能是瓷器破碎后，作为垃圾被丢弃在那里。赤壁赋瓷烧制的高峰是17世纪。可以想见，在当时，南亚次大陆的腹地和中东地区已经可以获得此类产品。旧堡和福斯塔特均地处内陆，所以考古发现的这两件赤壁赋瓷器必然经过地区内部的陆路运输。在海路之外，陆路是必不可少的贸易渠道，也是商品到达终端消费者的必经途径。
“几个中国人在优美的风景中泛舟水面”这个场景。为了强调“中国风格”，瓷器画师甚至在远景处增添了一座高耸的宝塔，因为在17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描绘中，宝塔总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地平线上的标志性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