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图藏敦煌遗书的多种目录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陈垣编纂、1931年印行的《敦煌劫余录》。当时，有人作出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论断，认为敦煌遗书的精华不是流失海外，就是秘藏于私家，国图所藏“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而陈寅恪在为《敦煌劫余录》撰写的序言中提出：“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在陈寅恪看来，《敦煌劫余录》的发表，内可以不负历劫仅存之国宝，外则有益于世界学术的发展。
在京师图书馆写经室工作人员俞泽箴的日记中，留下了一则当年出借敦煌文献的记录：“援庵次长来，借去景教经一卷。”这天是1922年5月21日，援庵是史学家陈垣的字，“景教经”其实是一卷摩尼教残经，如今编号为BD00256。
在整理馆藏“劫余”敦煌遗书的同时，20世纪30年代，北平图书馆还将王重民、向达分别派往法国、英国。拍摄那些“被劫”敦煌文献，是他们最重要的使命。作为最早系统收集英法所藏敦煌文献的中国学者，王重民、向达拍摄的上万张照片，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依据。
不久之后，陈垣写就了名篇《摩尼教入中国考》，解决了佛教史籍、碑刻文献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中国摩尼教史研究的大门自此打开，而这卷敦煌文献正是此篇论文的重要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