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因交通不便，加之北平图书馆馆务南迁，正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安全得不到保障，那时拍摄的照片无法邮寄回国，便都由王重民随身携带。1939年秋王重民前往美国，就把这批照片带到华盛顿。直至1947年初王重民回国，才将这批照片带回北平图书馆，与早年寄回的合在一起。寄回国内的部分，袁同礼进行了整理，编成《国立北平图书馆现藏海外敦煌遗籍照片总目》。这些难得的学术资料，很快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将之用于学术研究。
王重民、向达拍摄照片时，便计划将所得照片影印出版，以满足国内学术界的研究需要。事实上，他们的拍摄也是按照影印出版的标准进行的。王重民编制了《整理及选印敦煌经卷计划书》，一边在巴黎、伦敦组织拍摄，一边编辑《敦煌古籍丛编》。
1931年，陈垣完成北平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部公开出版的目录《敦煌劫余录》，陈寅恪在其序言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要想在学术上“预流”，获取“新材料”无疑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较早进入藏经洞的斯坦因、伯希和，攫取了敦煌遗书的大量精品，在没有互联网、数字化技术的20世纪初，中国学者很难获取流散英法的敦煌文献，只能望洋兴叹。
《敦煌古籍丛编》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家签订了合同。王重民还特别担心商务印书馆影印时描润文字，在和袁同礼的通信中反复强调：“唯原来照片如有模糊不清之处，请商务主事人千万不要用墨笔描绘，因图清晰反而致误，这一点是商务的通病，印别的可以不管他，印此书请他千万不要犯此毛病。”王重民这封信写于1937年8月8日，当时《丛编》已经出版在即。不幸的是，仅仅5天之后，这封信还没有寄到袁同礼手中，日寇发动了“八一三”事变，上海随即沦为战场，商务印书馆的各项业务被迫停顿，《丛编》也不得不“暂行停印”。
经费有了着落，王重民随即开始了拍摄。他聘的照相师是位失业的犹太人，此人“专作此项工作，上午来馆摄影，下午在家洗晒”，如此“每周可做出一百余张”。王重民本人则“每日约有半小时时间，亲加指挥与监视，以冀更能减少错误”。
拍摄敦煌文献的照片，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雇用专业摄影师、使用专业设备，才能获得质量上乘的照片。拍摄费用初步估计为5000元，这对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来说是一笔巨款。为了筹措经费，北平图书馆于1935年初与清华大学协商，共同出资，所拍照片则各得一份。在陈寅恪等教授的支持下，清华大学同意合作。后来北图还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过拍摄经费。
这一“停印”，便是半个多世纪。直到2008年，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将所有照片编成《王重民向达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一书，交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皇皇精装三十大册，才最终实现了王重民、袁同礼的计划。
袁同礼原本计划，尽可能把巴黎所存敦煌卷子全部拍摄回来。不过因卷子数量太多，势必不能全部拍摄，王重民不得不选择“于我国文史关系极钜”且“有影印价值者”拍照。所拍摄的卷子，四部典籍与佛典各约占一半，佛典只选择最重要的拍摄。对于拓本和刻本，不论片纸只字，都拍摄一份，“因石本均系唐拓，刻本则最迟亦在北宋初年，均系稀世之珍故也”。此外，又将伯希和手稿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拍摄一份，以备日后研究之用。
与王重民在法国的顺利不同，向达在英国博物馆的工作却困难重重。当时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文献并未编目，且不提供按号浏览的服务，只能由管理者翟林奈亲自检出写卷供阅览。可能是出于保守的心态，翟林奈对向达不够友好，因而向达在伦敦阅览的敦煌遗书总共不过五百余卷。他每阅一卷，都用卡片记录其书名、尺寸、行数，并抄录首五行与末五行，富有研究旨趣的文献用方格抄本过录，重要文献则用photostat拍摄正片、负片各一份。回鹘文、突厥文部分，向达商请英国博物馆照相部拍摄。“照相部职员只有两人，工作甚忙”，因此汉文部分由博物馆介绍R.B.Fleming照相馆承担。
到1939年，王重民、向达二人共拍摄敦煌遗书照片一万余张。卢沟桥事变之前拍摄部分，陆续寄回北平，由北平图书馆善本部写经组负责保管，安全度过了十几年的战乱时期。令人痛心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份，抗战期间转移到南方，不幸在长沙惨遭日军炸毁，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