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胎色对于白瓷的生产起着重要作用，其色深浅取决于含铁量的多少，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为了掩盖胎色较暗的缺点，北方陶工学习南方制瓷经验，在胎上施以白色化妆土。如北齐武平七年(576年)高润墓出土的两件青瓷碗、河北邢窑北齐时生产的粗白瓷，均使用了化妆土。与此同时，北齐陶工还用另一种办法来提高胎的白度，即将瓷土多次淘洗，以降低其含铁量及杂质。如北齐武平六年范粹墓出土10件白瓷，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胎色较白或纯白，胎质较细腻，无杂色斑点，不上化妆土，说明瓷土是经多次淘洗的。器物的釉层较薄，呈乳白色，但普遍泛青，釉厚处还呈青色，个别器物呈淡黄色，显然还存在着氧化铁的呈色干扰，这些又反映出它与青瓷的渊源和关系。范粹墓中的白瓷原料虽经多次淘洗，但尚不够精细，烧成温度偏低，故其胎釉的白度、烧成硬度及吸水率等还达不到成熟的白瓷的标准，但它是目前发现有可靠记年的最早的白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可以说，白瓷是各种彩瓷的基础，而且白瓷一出现就与彩连在了一起，如范粹墓出土的白瓷四系罐和长颈瓶，在釉中施有绿彩，开启了彩瓷的先河。
北方白瓷，在隋代(581～618年)得到了全面发展。在河北邢台市区、内丘县、临城县、隆尧县均发现有隋代邢窑址;在巩义市的白河、黄冶、铁匠炉发现有隋代巩县窑址;在安阳市安阳桥南发现有隋代安阳窑址。这些窑址生产的白瓷在河南、陕西、山西、宁夏、安徽等省的大墓中均有发现。这些说明隋代白瓷生产技术渐趋发展成熟。
北方白瓷发展的另一重大成果，是在隋代邢窑成功烧制出“精细透光白瓷”，亦称“透影白瓷”。这种白瓷，如遮光而视，从器壁外可见器内的液体或物体。其胎极薄，厚度仅0.7～1毫米，已达半脱胎的地步。
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器经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理化测试，认为它的胎釉化学成分与越窑青瓷有明显的差别。它的胎釉所含氧化铝、氧化钛都较高，而氧化硅及氧化铁较低。这些都证明它属于北方青瓷系统，但烧造地点尚待进一步研究。近十几年来，北朝青瓷又有重大发现，如1984年淄博和庄北朝晚期墓葬出土一件完整的青釉莲花尊，釉色青中泛黄，胎灰白色，高59厘米，喇叭形口，长束颈，椭圆腹，圈足较高。颈饰有八道阴弦纹，肩部有四竖系，系间饰四组模印宝相花，每组三朵，一大二小。腹上部堆塑一周21个覆莲瓣，腹中部模印贴花二周忍冬花纹，上周21组，下周10组。腹下一周双层仰莲瓣，足外则堆塑一周11瓣覆莲瓣。这件尊所饰忍冬花与淄博寨里窑址出土青瓷片上的忍冬花相同，证实它是寨里窑的产品。此尊与1981年太原娄叡墓出土的瓷灯、螭柄鸡首壶及封氏墓出土的莲花尊在装饰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又说明北朝各地青瓷有许多共性，封氏墓的莲花尊和娄叡墓的青瓷产地应到河北、山西两省去寻找。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当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以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它标志着我国古瓷制造的一个飞跃，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并对以后各朝代的瓷器生产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黑瓷(包括褐釉瓷、黄釉瓷)在北方是与青瓷一起出现的。在北魏洛阳城址的地层中出有9件黑釉瓷，包括碗、杯、盂三种。这是目前最早的一批北方黑瓷标本。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平山北齐崔昂墓也都出有黑瓷。崔昂墓所出黑瓷四系罐，胎为砖红色，内外施黑褐釉，莹亮润泽;器形呈倒梨子形，肩部特宽，深腹，平底，造型稳重大方，是一件成熟的作品，代表了北朝的黑瓷生产水平。
从上面对青瓷、白瓷、黑瓷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北魏晚期到东魏北齐之时，是北方瓷器的重要发展阶段。邢窑、巩县窑在这一时期的瓷器发展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范粹墓中的白瓷及白釉绿彩瓷、李云墓中的青釉绿彩瓷及娄叡墓中的青釉黄绿彩器的出现，为唐代白瓷、彩瓷及唐三彩的生产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到唐代，南北两方的瓷器生产已成并驾齐驱之势。
北朝青瓷的装饰技法有刻花、印花、模印、贴花、堆塑和条彩。刻花是在坯胎上用刻刀刻出纹饰，上釉后入窑烧成即显刻花，如北齐李云墓出土六系罐上刻有鸟纹、树纹和花卉，四系罐上刻有忍冬花纹。通体印花是先要制造阴纹印模，然后把坯泥片放入印模内，取出后再与器体的其他部分组成一体，如北齐范粹墓出土的印花人物扁壶。模印贴花是先制成单体饰件的阴纹陶范，再将坯泥片放入范内压实，取出后用泥浆贴粘在所装饰的器物表面，如封氏墓莲花尊口部的三周装饰均为模印贴花。北朝晚期墓中的陶瓷器多有贴花装饰，可能是受到中亚、波斯的影响，因在北朝晚期已形成了西方器玩风靡关东的态势。堆塑是用坯泥在器坯上塑成纹饰，如莲花尊的仰覆莲瓣纹。条彩是在釉上施以条形彩斑，如李云墓出土的绿条彩四系罐和娄叡墓出土的黄绿二彩盂。
白瓷最先在北方出现是有一定原因的。北方天气寒冷，冬天一到，则万里雪飘，漫天皆白，素裹大地，气势极为磅礴。这种自然景观对人们的心理状态产生着影响，使人们对白色有着特殊的喜爱。尤其是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更有着“尚白”的习俗，鲜卑族就是其中之一。以后的契丹族、党项族、蒙古族等均崇尚白色。由是观之，中国白瓷首先出现在北方是有其自然因素和社会根源的。南方则完全不同，气候温暖，四季皆青，真是绿水长流，青山常在，因而人们对青色有着特殊的偏爱，这就使得南方陶工一直在探索着如何进一步提高青瓷的生产水平，而很少他顾。如自东汉开始烧造青瓷的越窑，到宋初时已有近千年的烧造历史，其生产技术已达到成熟阶段，但他们没有向白瓷方面发展，可以说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已故著名陶瓷学者陈万里先生指出，经南北朝制瓷业的发展，到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他的观点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是高度的概括，而不是截然的划分。那种认为既然是“北白”，就不应再生产青瓷的观点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北方没有发现十六国时期的瓷器。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的北朝(439～581年)晚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青瓷、白瓷、黑瓷和黄釉瓷中，仅少量属于北魏晚期，多数属于东魏(534～550年)和北齐(550～577年)时期。北朝的窑址发现的也较少，仅河北内丘县的邢窑可早到北魏晚期，山东淄博寨里窑、枣庄市的中陈郝北窑可早到东魏、北齐时期，河北曲阳红土埝窑、河南巩县铁匠营窑属北朝晚期，河南安阳窑、河北磁县贾壁窑属于隋代，或可早到北朝晚期。
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为敞口、束颈、弧腹、足微撇。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上面一周为六组飞天纹，中间一组为宝相花纹，下面一周为四组兽面纹及两组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上段三层覆莲瓣，第三层莲瓣最长，每瓣还加饰下垂的菩提纹。下段三层莲瓣一直到足圈。此器整体造型颇为奇特雄伟，堂皇庄重;器身遍布纹饰，华缛精美。同时，此器体形庞大而不变形，纹饰遍布全身而无疵瑕，通体施釉而色调一致，胎釉结合紧密而无脱落。这些均说明北朝时北方青瓷的烧造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可与其时的越窑相媲美。
北朝青瓷装饰题材以莲花为主，这与北朝佛教盛行有关。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在人们心目中是圣洁的化身、高雅的象征，因而成为佛教艺术中的重要纹饰。范粹墓的黄釉扁壶上印有5个胡人舞乐的场面，人物形象逼真，构图合理，线条流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北方瓷器的烧制和迅速发展，可能是在北魏孝文帝(471～499年)以后。他推行均田制，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并实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把国都从平城(山西大同)迁到洛阳。由于社会经济较为稳定，社会需求加大，才使得北方青瓷的生产工艺得以发展。在魏孝文帝迁都以前的墓葬中，仅知葬于大和八年(484年)的司马金龙墓出土一件青瓷唾盂。因其是孤品，同时也没有发现这时期的窑址，故不排除是由南方运来的可能性。北方瓷器应是从北魏晚期到隋(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
北朝青瓷的器形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其造型有的与南方相同，但也有自身的风格，代表了北方特色。如北魏洛阳城址及河北吴桥东魏墓出土的圈足碗，就与南方的平足碗有别。莲瓣罐是北朝的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从而把富于装饰性的莲瓣与器形巧妙地结合于一体，既打破了单调呆板的造型，又取得了多变的艺术效果，还表现了重实用的北方风格。莲瓣罐在东魏茹茹公主墓、北齐范粹墓、崔昂墓、李云墓、高润墓等都有出土。另有四系或六系罐也很有特色。此器是在罐腹中部凸起一道粗弦纹，或附加一道绹纹，上半部施釉、下半部露胎，似把器体分成两半，显得浑厚饱满、稳重大方，给人一种朴实的感觉。长颈瓶及盘口玉壶春式瓶造型所用曲线颇为柔和，很重视曲线所产生的美感，是这时期的新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