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遗珍 书香中国’巡展只是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集大成成果之一。这些珍贵的典籍，真实地记录了各民族的发展历程，焕发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璀璨光芒。”李晓东介绍说。
少数民族古籍，是指中国现在的55个少数民族以及古代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文献典籍、碑刻铭文和口传资料等。与汉文古籍相比，少数民族古籍文种更加丰富，多达20多种;内容更加广泛，种类更加多样;载体更加特别，除了传统的纸张，还有竹简、布帛、兽皮、贝叶、金石、木质、口耳相传等。
记者了解到，从1984年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以来(1989年正式更名为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30多年的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从无到有，取得了空前成就。“30多年来，我们抢救、保护了一大批濒临消亡和散藏在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其中含有大量孤本、珍本和善本，版本珍贵，品种繁多，内容丰富，民族特色浓郁。同时，配合有关部门对一些纸质脆变、虫蚀蠹蛀的古籍进行了保存技术处理。”李晓东说。
然而，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基础薄弱，“救书、救人、救学科”依然是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当务之急。李晓东坦言，传承人不断减少，传承水平不断下降，给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云南现在保存有近千册普米族古籍，但找不到能识读这些古籍的行家。这些古籍正在成为无人能读的“天书”。
中国民族图书馆馆长吴贵飙说，由于古籍修复对技术要求很高，一个师傅必须有5到10年的手艺，才敢把一本珍贵的古籍交给他来修复。而与汉文古籍修复不同，少数民族古籍修复还需要同时有一位懂这个文种、有一定研究水平的专家指导修复，这样的话，修复起来就非常慢，一天也就能修复一两页。
利用暑期带孩子来北京游玩的张先生被这种奇特的象形文字所吸引，足足看了半个多小时。他拿着陈四才用东巴文书写的“吉祥如意”字画，兴奋地对记者说：“真的很震撼。可能我看不懂具体写的是什么，但是却感受到了它千百年来传承的那种精神。”
除了东巴文字，不少参观者还对其他展出的少数民族古籍珍品产生了兴趣。比如，迄今发现的抄写年代最早的彝文古籍《六部经书》【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李芳抄本】、壮族学习汉字的工具书《三千书》(清抄本)、现存年代较早的西双版纳老傣文贝叶写本《大藏经》(清代贝叶经)、我国刊行的第一部大型满汉语文词典《大清全书》【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京都宛羽斋刻本】等。
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主任李晓东介绍说，此次展览精选了现存少数民族古籍中具有代表性的珍贵原件，多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项目的珍品，共178册(件)，其中含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的30件展品。此外，展览还展出了部分省区30多年来整理出版的少数民族古籍大型出版成果16种、1000册和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成果展示板31幅。
由此可见，对于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来说，人才至关重要。国家民委副主任李昌平表示，要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古籍队伍新生力量，加强高素质专业人才培养，在民族院校设立少数民族古籍专业，举办各种培训;建立“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积极发展并完善分层次、多渠道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储备机制，大力提高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整体水平。
这些珍贵的典籍，真实地记录了各民族的发展历程，焕发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璀璨光芒。
民族古籍工作不仅要埋头于故纸堆的案头整理工作，更要让民族古籍走近大众。
东巴文、彝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水文……走进“民族遗珍 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全国巡展(北京站)展示厅，18种少数民族文字仿佛穿越时空来到观众面前。前不久，少数民族古籍珍品首次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那些珍贵文献的魅力，真实再现了中华各民族共建家园、手足相亲的发展历程。
“快看，这是在写什么呢?”“这是字吗?怎么像是在画画?”……在展览现场，来自云南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的东巴画非遗传承人陈四才，身着民族传统服装展示书写东巴文，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