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含山县的凌家滩遗址，出土了大量神奇而精美的玉器，如有着复杂几何图案的玉版、钺、璜、玦等，还有通天巫人和龟、鸟、猪的形象。其中一件玉龙令人联想起著名的红山玉猪龙。
在巴蜀之地，神秘的三星堆文化震惊了世界。但在茂林之外，一个个林立的“邦国”正在相互碰撞、借鉴。李新伟说，如果按“九州”估算，这一文明交流圈竟达300万平方公里。
“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展开恢弘的文明化进程，可能是中华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最大的不同。”李新伟说，在文明大交流的“一池春水”中，孕育着“最初的中国”。
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有了交流。在距今8000年的舞阳贾湖遗址，骨笛和龟甲去了哪里？要到5500年间的凌家滩、大汶口文化，人们才似有所悟。
那么，谁驱动了这场跨区域、高等级的知识传播呢？李新伟认为，一些领导者可能亲身进行了远距离的冒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提出，这些玉器风格与同时代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高度相似，可能蕴含着新石器时代先人对宇宙结构和星体运行的理解。
凌家滩璜、玦一类的玉器也在长江流域考古中不断地被发现，比如崧泽遗址。陈星灿认为，它们很可能是通过一种交换网络传到其他社群中去的。
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高等级的墓葬中，都出现了玉钺。“它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李新伟说，这证明了各区域之间存在“远距离的、直接的交流”。
彩陶则引领了一场艺术“浪潮”。以河南陕县的庙底沟遗址命名的、以弧线三角和圆点为基本图案组合的庙底沟艺术风格广为传播，影响了当时所有发达的史前聚落文化。
玉器和彩陶的跨区域传播，隐含着一种审美和精神层面的认同。“尽管每个地区发展了自己独特的信仰系统，但礼仪背景有一些共同因素开始出现了，例如龙形图像、龟、鸟与圆形、方形等，传播着宇宙知识以及社会上层表达和维护权力的策略。”陈星灿说。
考古材料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文化深入到岭南和珠江流域；黄河中游的庙底沟文化向北传播到内蒙古，之后西上抵达黄河上游，又经甘南进入川西北地区。
人群的迁徙令史前中国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产生互动，在4000年前后达到高峰。冶金术、小麦、牛、马和绵羊沿着一条连接中西方的路线传入中国。这条路就是日后的“丝绸之路”。
“也许是为了荣耀，也许是为了积累天文、地理和沟通超自然的知识。这些史前政治精英们由此游历高山大川，获得了天下视野，竞相在互相借鉴中各自发展。”李新伟说。
这或许构成了最初的“文化共同体”。“这个互动圈形成后，史前中国开启了震荡、整合的大发展，社会发展最高级的榜样——良渚、陶寺、二里头相继出现。”李新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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