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毗卢洞的《柳本尊十炼修行图》，在专家眼里俨然是这处密宗道场的核心和标志。雷玉华说，柳本尊的简历，从大足宝顶山的两方碑文中可简略得知。他于唐大中九年出生于今乐山市，没有师传，独自行化，在今广汉、新都、青白江为中心一带建过道场，成为五代、宋时期四川密教祖师。《柳本尊十炼修行图》在大足宝顶山也有相同内容的石刻，而竭其一生精力在宝顶山造像弘法者，正是他的后继者、南宋淳熙年间的赵智凤。大足、安岳地区的川渝密教造像，也由此成为目前中国佛教史上绝无仅有的、系统的密教造像。
雷玉华说，中国自唐安史之乱起，到北宋雕刻《大藏经》期间，川渝地区是中国唯一连续不断开凿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的地区，也是佛教经典保存最完整的区域。
“我认为以安岳石刻之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足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雷玉华说。但安岳石刻数量之多、分布之散，为保护带来了巨大困难。加强对安岳石刻的综合保护，迫在眉睫。
十几年前，雷玉华为调查研究，踏遍安岳每一个乡镇。但和媒体言及安岳石刻之精美时，她往往语焉不详、不愿告知具体位置，“有些没专人看护的文物点，有不法分子专门搜索我的话顺藤摸瓜去偷。”安岳县文物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安岳现存唐、宋、明、清的摩崖石刻造像230处、文物保护点912处。以前，它们因为地处深山得以保存，最近几十年，则成为不法分子眼里的一块肥肉。1997年，大般若洞内十八罗汉一夜间被盗割头部。2009年
在佛教石刻研究专家眼里，安岳石刻不仅艺术之美登峰造极，它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尤为珍贵。
雷玉华最爱在野黄蔷薇盛开的4月去安岳卧佛院。吸引她的除了那尊沉睡千年的唐代卧佛，还有卧佛对面南崖上的刻经窟。
在15座洞窟的墙壁上，布满了唐代刻经。雷玉华曾耗时近两年对其进行识读，“刻经字数超过40万字，如今还能识读的有34万多字。”这些经书，包括大部的《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等，以及小部的《佛说报父母恩重经》等。经文密密麻麻、工整刻于石壁之上，“既有写经体的规矩，又有行书的从容自如。”
对公众而言枯燥的刻经，被佛教研究专家视若珍宝。
然而，在更多未纳入“三防”、仅靠当地自觉守护的文物点，安全依然令人忧心。此外，这些石质文物本身还受到各种病害的侵蚀，需要长期监控并进行“治疗”。
3月初，毗卢洞文管员发现《柳本尊十炼修行图》上的几处铭文初现剥蚀情况，立刻上报。12日，四川博物院副院长韦荃等省文保专家一行抵达毗卢洞检查，初步认为是水侵蚀和风化的影响。未来，专家们将就此展开诊治。韦荃介绍，这些开凿于深山之中的石质文物，往往面临着风化、渗水、崖体滑坡、酥碱以及各种生物病害。尤其风化是个世界性难题，需要综合治理。
雷玉华说，唐末五代，中原和江南经过战乱，佛教经典丧失殆尽。没想到的是，这些在中原毁于战乱的佛教经典，在偏居西南的四川，却被镌刻于崖壁之上。北宋建立后，很快就在蜀中刊刻大藏经经板，有的重新运回开封。安岳卧佛院的这批刻经，比北宋时期的经板更早。在其中一座窟内西壁，刻有《一切经论目序》，序中说此处刻经出自唐朝京城长安。另一处石窟中所刻的《佛说报父母恩重经》，雷玉华透露，这是大足宝顶山巨型雕刻报父母恩经内容的经典依据。此外，敦煌藏经洞也出土有这部经的写本，而它们都是唐代僧人的创造，并广泛流行于川渝地区。
“在文物安全之外，安岳首先应该培养一批自己的学术研究人才，深入挖掘其价值。”韦荃透露，相邻的大足石刻研究院，有上百人的编制，研究保护、宣传营销等门类齐全。相比之下，安岳县文物局20人的编制，应付最基本的文物保护就已疲于奔命。去年12月，安岳石刻研究所成立，目前定编两人，显然远远不够。
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安岳石刻还期待能够成为人们在四川的又一个旅游目的地。然而仅仅是在各文物点之间构建旅游环线，预算便数以十亿计算，远非一县之财力所能支撑。
“美玉不应一直藏于深山。在大足石刻已是世界文化遗产的背景下，安岳石刻应该获得与其历史、艺术价值匹配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而一旦走出深山，安岳石刻足以惊艳世界。”雷玉华说，灵游院的三尊佛头也被盗。在卧佛院刻满经文的石头上，还可见早年有人“到此一游”的刻写。
最近几年，安岳加强了“三防工作”：人防、犬防和技防。安岳县文物局副局长唐文军介绍，技防，是在全县45处重要石刻文物点周围安装遮挡式微波探测器、报警器，采用红外线监控等技术手段来防盗;人防则是在全县重要文物保护点聘请60多位管理员24小时看守;犬防则是在文管员之外，再配备近50条狼狗，对企图偷盗的不法分子形成预警和威慑。唐文军说，安岳县财政每年为“三防”专项投入资金近百万元。
在《安岳石窟综合保护利用规划》中，对文物本体的保护被放在重中之重。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国保、省保的文物保护，可以申请各级专项资金。但我们希望安岳更多的文物能够安上监控、能够解决危崖加固、渗水防治等起码的问题。”
对安岳而言，同样期待在安岳柠檬之外，再把“安岳石刻”这张名片擦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