窖藏器物体现了多种文化的影响，有直接传自异域的波斯萨珊凸纹玻璃杯、波斯萨珊银币、粟特素面罐形带把银杯、东罗马金币，有仿造西方的鎏金伎乐纹八棱鎏金杯，还有在外来因素影响下创制的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等。除去直接受到粟特、波斯影响的器物外，还有大量受外来因素影响的创新品种，说明多种文化因素经过并立、碰撞后进行了融合，意味着一种独立的新文化产生。融汇东西的大唐文化对周边各国家以及后世各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唐代金银器多曲、多瓣、多棱形的器形和凸花工艺也为宋代继承和发展，追根溯源亦是粟特金银器的遗风余绪。由于蒙古贵族秘葬、明初毁“胡器”等原因，元代金银器具发现相对较少，但元代瓷器中多瓣、多曲造型十分常见，相较于宋代更为突出，这在龙泉窑青瓷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典型器物如菊瓣纹盘、菊瓣纹盖罐、莲瓣纹盘等。刘静贤指出，元代龙泉窑瓷器仿金银器远较宋代为盛，原因是宋代推崇具有礼制、复古含义的仿古青铜器，而作为游牧民族的元朝统治者则天生偏爱金银器。
金银器是最能体现大唐气象的器物，何家村窖藏器物风格独特，大量团花图案装饰的运用与单点式动物纹的设计，在工艺美术史上别具一格，对后世金银器影响很大。张景明认为，辽代金银器尤其是早期器物，在种类、形制、装饰、工艺上都深受唐风影响。典型器物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五瓣花口金杯、鎏金对雁衔花团纹银渣斗，丰镇市永善辽墓出土的鎏金鸳鸯团花纹银碗，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的鎏金双凤纹团花纹银碗，辽宁朝阳北塔出土的花瓣形团龙纹银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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