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侯夨簋是西周早期青铜器。该器通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浅腹，高圈足，腹上有四耳，耳上部作兽首状，张咬簋沿，呈现西周早期特征；腹部饰圆涡纹间夔纹，圈足为夔纹，有四扉棱，均呈现出西周早期铸造特征。器内铭文12行，约126字，残泐约17字。该器出土于江苏省丹徒县龙泉乡（现更名为大港镇）下聂村烟墩山南麓。在1954年江苏省文管会撰写的报告中称由村长聂长保1954年6月发现，共发现青铜器12件，鼎1，鬲1，簋2（包括宜侯夨簋），盘2，盉一对，犠觥一对，角状器一对。后南京博物院配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实习，于1983年在大港镇发掘时查知此批铜器实由当地绍隆寺福贵和尚发现。因当时工作队勒令僧侣还俗，福贵和尚在聂长保家中做短工锄地时发现这批铜器。铜器出土后引起围观，聂长保儿子在验证铜器时将宜侯夨簋打坏，造成铜器及铭文受损。出土后曾加以修复，耳下加珥，因不合西周早期形制特征，后又去除。这批铜器出土以后，江苏省文管会在1954年10月进行了复查，又发现了一些铜器和玉、陶器等，证实这批铜器出土于位于烟墩山的一座土墩墓。
宜侯夨簋的出土，使得虞、吴、宜、夨等先秦地理的历史渊源与地望考释得以深入，同时对于研究早期吴文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宜侯夨簋的出土，使得虞、吴、宜、夨等先秦地理的历史渊源与地望考释得以深入，同时对于研究早期吴文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该器出土发表以后，受到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该器铭文涉及到了吴国建立初期，国家分封的有关内容，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铭文记述了周王在四月丁未这一天，进行赐命前的占卜，然后命虞侯夨改封到宜地，改称宜侯夨，并赏赐宜侯夨大量物品的事情。唐兰先生释出铭文中的“虞”字，纠正了先前陈梦家、陈邦福等人释为“虔”的误识。上古时期“虞”、“吴”同音，从而证实该器为吴国用器。有关吴国在《史记》中的记载分别见于《周本纪》和《吴太伯世家》，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古公亶父时期，有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少子季历三人。“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而虞仲这一名称在《吴太伯世家》中被称为“仲雍”。唐兰先生考释铭文中的“宜”的地望即在今丹徒县，并认为改封后的宜侯夨就是太伯、仲雍的第四代孙周章。进而证实3000多年前，吴国的统治中心即在丹徒一带。这一说法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之后也有学者认为虞地在陕西，虞侯夨由陕西改封至宜地，或说宜地在河南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