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疆考古研究所于志勇研究，这件锦囊所用织锦有5种：囊袋口缘用锦、束带部位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袋体元和元年锦、瑞鸟云纹锦、袋底用锦。他认为，“元和元年”织锦上所见的鹿纹图案，与和田地区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的壁纹羊狮纹锦上的羊纹非常相似。这种用华贵的织锦缝制的锦囊，绝非一般平民所有，应是贵族之物，用于存放贵重首饰或重要的印信。
“元和元年”铭文锦囊现藏于新疆和田地区博物馆，是东汉时期的珍贵文物。1998年，考古学家从尼雅遗址一座被盗掘的古墓葬之中发现了这个锦囊。囊袋呈椭圆形，长12厘米，宽5.5厘米，有长42厘米的白绢提带。口部有襻，穿有束口绢系带两条，一条为白色，一条为淡青色。锦囊袋口采用织锦镶边，袋身下半部两面为一片“元和元年”锦片缝缀而成，织锦蓝地，纹样为有翼梅花鹿。鹿纹上部织有白色经线显花的隶体“元和元年”文字，鹿纹下部为左右对称的弧形云纹;囊袋下部为一件瑞鸟云纹织锦，呈三角形拼缝。锦囊的底部用另外一片织锦缝制，部分有磨损。
锦囊上隶书体文字“元和元年”，即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由此可知，该锦囊是公元84年或此后织造缝制的。在新疆乃至中国出土织锦中，从未出土过这种明确纪年的织锦，这也是这件织锦的独特之处。
织锦中的云气纹围绕在鹿纹周围，增添了“元和元年”织锦的神秘感。它是用流畅的圆涡形线条组成的图案，是中原传统的装饰纹样。商周的“云雷纹”、先秦的“卷云纹”、两汉的“云气纹”和隋唐以来的“朵云纹”“如意纹”，都是典型的、定型化的云气纹饰，在陶器、青铜器、漆器、铜镜、陶瓷上都能看见它活跃的身影。“云气纹”的产生与其时的天界、飞升思想相关。它不仅充分体现了道家的升仙思想，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集中反映和表现。
“元和元年”织锦上的梅花鹿纹，有一种灵动之美。鹿纹是汉唐时期常见的一种纹饰，在纺织品、画像、石漆器、金银器、铜器上十分多见。鹿在古人心目中有着十分美好的形象，被认为是神灵之物，能给人们带来吉祥和长寿，神话传说中那些长寿神就骑着梅花鹿。秦汉时期，鹿被认为是政权和帝位的象征。“逐鹿中原”就是指群雄并起，争夺天下。鹿纹在这件织锦上出现，反映了汉代居民对鹿这种动物的喜爱。鹿这种吉祥的纹饰，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西域。
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的丝、棉、毛等质地的纺织品，在新疆乃至中国古代纺织品研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这里发现的丝绸衣着锦衾，不仅数量多，而且保存完好，色泽鲜艳，充满浓郁的东方色彩。其中“元和元年”铭文锦囊，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有明确纪年的织锦，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十分重大，对于确认丝绸织造的年代、丝绸产地，以及西域丝绸文化内涵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和这件织锦有关的另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就是班超。汉明帝时，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使西域诸部归服，中央政府在该地建立都护府。汉章帝即位之初，边关再起纷乱，焉耆、龟兹、车师等联合北匈奴，攻打中央政府的军政驻地，形势颇为紧张。汉章帝采纳鲍显的意见，派兵西进，解救了边关危机。
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等国攻破姑墨石城(今温宿县城西北)。之后上书请兵，意图趁机平定西域，得到章帝的支持。班超在击破莎车(今新疆莎车县)、疏勒的叛将后，上书请求与乌孙联合进攻龟兹，得到章帝的批准。
公元84年，班超联合疏勒和于阗进攻莎车，而疏勒王忠反被莎车利诱而反叛。班超便改立疏勒的府丞为王，并在3年后忠诈降时将其斩首，打通了南方的通道。在之后的数年里，班超降服了莎车、月氏、龟兹、姑墨和温宿(今新疆乌什县)，继而被任命为都护，此时西域诸国已多半归降汉朝。公元94年，班超讨平焉耆、危须(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东北)和尉犁(今新疆库尔勒市城南)，至此西域五十余国都已归附于汉。
“元和元年”铭文锦囊的出现，让人回想起班超在西域建立的丰功伟业。尽管这件锦囊是否与班超出使西域有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历史不会忘记，文物不会忘记。
从这个锦囊记载的时间来看，公元84年，汉章帝刘炟停用建初年号，改用元和。刘炟是历史上颇有作为的皇帝。他即位后，实行宽容兴民的政策，大赦天下，取缔酷刑，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采取优惠政策募民垦荒，鼓励人口增殖，减轻徭役赋税，兴儒学，使得东汉经济、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他和汉明帝的统治史称“明章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