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伪政权相关机构下令搜集铜器、铁器事宜，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叫“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强制征收各类铜铁制品，故宫也未能幸免。
因为故宫和历史博物馆中铜缸、铜炮等数量很多，日方就曾以游览之名前往调查过，所以他们是了解情况的。搜集令下达之后，故宫人员一方面强调这些铜器都是古物，且均已编号登册，不能交出;另一方面也对此类文物盘查、分类。尽管故宫也是多次抵制，但最终迫于压力，为了确保整体安全，不得不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又残破的铜缸铜炮交了出去。但是他们并不满足，要求故宫必须交出更多。
故宫人员呈请伪华北政委会到院审定，予以主持，以应对强征。最终，200多口缸被分成三类：(1)明清两代所造有款识者就是98件;(2)虽无款识，但察铜色类似明代造者125件;(3)无款识，查其式样不能断明年代者54件。最终由彦局长和祝院长会同呈复，并缮具清册，交由委员会审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下令将不能断明年代的铜缸54件以及2尊铜炮运走检送。而日人仍不满足，1944年6月22日，日军又从故宫劫走铜灯亭91个，铜炮1尊，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未及转运到日本，日军即宣告投降。此时故宫博物院派出专门人员张庭济等会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运回这批文物，“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
日军占领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未遭大规模的掠夺、破坏。其主要原因大概在于：首先，被占领的故宫已成为日军的囊中之物，动与不动只是时机问题;其次，中国的抗日武装还大量存在，日本人的主要精力更多的还是放在军事行动上;再次，日本人与清室贵族自民国建立以后结成了特别关系。
不过，当时日军确实在故宫搜集大量铜器、铁器，用作军需。
1945年2月，委员会饬令故宫查明历史博物馆所存铁炮情况。其中，元明两代所造有历史价值者14尊;明清所造无款识的大小铁炮1406尊。征集委员会要求，除有历史价值的14尊保留和明清无款识的每类保留一个样品用作陈列外，余下铁炮都要上交。3月3日和16日，金品献纳委员会按约带领日军北支派遣军180部队分两次将历史博物馆的铁炮运走。对于当时尚不属于故宫管辖范围的历史博物馆而言，张庭济等人无能为力，只好眼睁睁看着日人的野蛮掠夺行径。至于后来金品献纳委员会再次索取故宫太庙内的大鼎、铜缸、铜香炉等供器时，遭到故宫的严词拒绝，因为太庙的皇家器物有着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绝不可以破坏、亵渎。
从七七事变到1942年，故宫博物院经历了北平地方维持会时期、王克敏伪政权时期、王揖唐伪政权时期，在外有侵略者窥伺、内有伪政权觑觎的境况下，为保护古物不受损害，故宫博物院也是历经风波。1940年3月30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组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配合伪政权的统治，古物陈列所开始整顿所务。
比如，1938年6月，敌伪宪警曾两次闯到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以检查为名搬走撕毁大批图书杂志。据《马衡传》记载，这次故宫图书馆共计损失书籍242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故宫博物院面对这种情况也是无可奈何，张庭济一面指示太庙图书馆做好损失统计、藏匿好余下的“敏感”书籍杂志，同时也利用人脉关系与日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积极交涉，追讨部分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