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徐念沙委员指出了当前博物馆“走出国门”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展览形式单一、复合型人才缺乏、民间博物馆交流少限制多、保费过高等。
“作为一项综合工程，中国博物馆要破除‘走出去’的障碍，只能多管齐下，整体推进。”安来顺说。
而徐念沙更重视从战略高度搭建起多元化的交流渠道。“除展览合作以外，在文物艺术品相关的图书出版、藏品资料库共享、文化产品开发、文物修复等方面，均可尝试开展合作。”
中国博物馆走出国门可以上溯到20世纪70年代。“过去主要是出国举办展览，服务于领导人出访、建交纪念日等重要的政治任务，渠道、形式、目的都相对单一。”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说。
1983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建立了中国的国家委员会。经过2010年上海国际博协大会的举办，博物馆事业更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博物馆的国际拓展逐渐从满足异域的猎奇，到具备了实力的竞争。这意味着博物馆人在走出国门之际，也应从心理上为激烈竞争做足准备。
“当务之急是软件的提升，比如策展的理念。”安来顺介绍，在一些国外知名博物馆人眼中，中国博物馆徒有财力，在专业观念上显得落后。因此无论引进展览，还是出国展出，策展方案往往都只能单方面接受。此外，借展费过高、合作模式被动等问题，都表明我们的竞争意识必须要建立起来。
近段时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合作方强大的策展能力引发了博物馆界热议。相比之下，中国博物馆在复合型人才方面的短板，常常导致文物“走出去”了，理念却未能随之出海。
“我们期待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展品的租借，还要积极介入到策展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安来顺说。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每年出境和来华的展览不足100项。从近年来的增量来看，‘走进来’的展览增长更多，‘走出去’的增量反而不太大”。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王军认为，“走出去”步伐放慢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财政经费的不足。
“从大的政策环境来说，应该不存在任何问题。”安来顺指出，具体到执行层面，国内博物馆从业者在专业领域深挖的力度大，交流的意愿本来就不太迫切，而博物馆的行政化管理给出国、交流经费设置了天花板，很多“一刀切”的管理模式，更给国际交流带来了障碍。
相比之下，民办博物馆“走出去”所面临的壁垒更难突破。王军解释，根本在于其登记注册制度的缺陷。“很多民办博物馆的藏品在来源合法、收藏规范上很难得到保证，一些藏品摇身一变就可能成为商品，身份界限很模糊。一旦开了出国的口子，可能会带来弊端。”
对此王军认为，最好的解决之道是综合治理。首先要完善登记注册制度，其次建立完善的藏品身份证制度，随时跟踪流向。另外也有必要引进第三方评估机构，给文物“验明正身”。只有在正本清源的前提下，国际交流的“绿色通道”才能放心地敞开。
从1905年实业家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南通博物苑”开始，我国博物馆事业已走过了112年历程。目前，博物馆总数已近5000家，藏品超过3000万件。
然而，数据显示，中国只有575所博物馆加入了国际博物馆协会，相比于国内博物馆总数的比例仍太小。与此同时，中国以主题形式走入外国博物馆的展览也相对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