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博物院（以下简称“良博院”）于2008年建成开放，是以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为展示对象的专题博物馆。2018年，为配合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良博院重新定位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展示良渚考古的发现、研究、保护、利用和传承成果。
从专题博物馆到考古match遗址博物馆，良博院的改陈升级与八十多年来的良渚考古历程以及中国考古观的变化紧密相连，因此分析解读良博院改陈升级的理念和实践，首先要从与时俱进的中国考古观的变迁说起。
2015年新版《考古学概论》指出：“考古学是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此外，“考古学越来越重视对古代文物和古代遗址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和利用”。与此相关，近年考古学科也由原来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升格为一级学科，并将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以及文物保护等专业也都纳入到二级学科建设范畴。这类变化反映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在实践论和认识论等方面产生的新进展，形成了新的考古观。
（一）“良渚全考古”模式的形成过程
第一阶段（1936年-1985年），自1936年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到1959年夏鼐命名“良渚文化”，再到1961年良渚遗址被公布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直到1976年良渚遗址入展“浙江省十年考古新成就展览”，良渚考古初步形成了既有考古发现和研究、又有保护和利用的格局，为“良渚全考古”的孕育期。
第二阶段（1986年-2005年），反山王陵、瑶山和汇观山祭坛、莫角山大型宫殿基址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确立了良渚遗址群在良渚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典型作用日渐清晰。
良渚遗址群的重要价值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1996年良渚遗址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社会各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良渚遗址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工作中。既有考古发现和研究，又有保护、利用和传承的“良渚全考古”模式已基本形成。
第三阶段（2006年—），自2006年，良渚古城及其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的发现，标志良渚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良渚遗产的价值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良渚遗址的利用、传承等工作同步展开。至此，通过八十多年的求真之路，最终形成既有考古发现和研究，又有保护、利用、传承的“五位一体”的“良渚全考古”模式，真正步入了“全考古时代”。
（二）考古工作范式变迁
以往，考古学重点是如何发现与研究古代遗留下来的遗存，进而复原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发现、研究是考古学最为常见的科研范式，更是考古学的重要基础。
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还会看到早在1961年，国务院就发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82年全国人大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标志着文物保护的理念进一步得到强化。考古学在以往发现和研究的基础上，越来越关注包括考古遗存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形成了考古工作新取向。
进而，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又兴起了考古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等“让文物活起来”的合理利用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还形成了“保护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传承”的理念。
凡此，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五位一体”的“全考古模式”已经并正在使考古学进入既专注于务实求真的历史求索、又助力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全考古”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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