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河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双村

  2017年11月，联合考古队在北城垣外侧200米左右的王家塝地点进行勘探，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235座，遂于2018年3月开始系统发掘。目前，已对其中的112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取得重要收获。总体来看，这批墓葬有如下特征。
  首先，墓圹和棺木形制清晰，并有引人注目的特征。绝大多数为竖穴土坑墓，但有少量墓一侧略带“偏洞”，棺木一半被嵌偏洞中。超过70%的墓葬可见葬具，发现率和保存完整状况在长江中游史前墓地中非常少见。葬具痕迹包括木板棺的长方形边框，也有独木棺痕迹，有的直径达1.5米。这是在长江中游首次大规模发现史前独木棺。类型丰富的独木棺痕迹的发现，为了解当时葬具结构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证据。此外，根据多个墓葬案例，确认同穴多“室”合葬墓。葬式以仰身直肢葬居多，也见少量的屈肢葬和二次葬。
  其次，随葬品丰富。几乎所有墓葬都随葬陶器，少则数件，多则六十余件。陶器以泥质磨光黑陶居多，主要器型包括细颈壶、豆、罐、罐形鼎、壶形鼎、直壁圈足杯、盂形器、器盖、盆、瓮、缸等，部分器类组合为首次发现。除陶器外，亦有玉钺、石钺、象牙器、竹编器物、猪下颌骨、漆器以及疑似木器等遗存。
  第三，从墓葬规模、葬具、随葬品等情况来看，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化。在发掘区内，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墓葬有7座。大、中型墓葬有体量巨大的棺木、精美的玉钺、石钺、漆器、象牙器以及大量磨光黑陶、猪下颌骨等遗物。在大、中型墓葬填土中，发现随葬瓮、罐、夹砂红陶缸的现象。小型墓葬规模较小，葬具的使用率低，仅随葬数件陶器。甚至发现几座小墓共用一个器物坑的现象。
  城河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双村村十三组和龙垱村三组，地处汉江西岸、长湖北岸。城河及其支流分别从遗址的西、南及东侧流经，于遗址东南方汇合。该遗址在1983年文物普查中被发现。2006年，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复查。2012年11月，为开展长江中游地区中等规模城址的聚落特征和社会结构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至2017年12月，进行了五次发掘和系统钻探，对城内一般性居址、陶器生产区、中心“广场”设施、大型院落式建筑及其附属设施，乃至与仪式性活动相关的特殊遗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与揭露。这些工作表明，该遗址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重要城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通过区域系统调查，对周边聚落形态也有了全面了解。
  屈家岭文化占据江汉丘陵地带，自身社会发展独具特色，在史前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前的大范围系统调查，从区域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文化城址林立、社会蓬勃发展的态势。相关研究也显示，距今五千年前后，庙底沟类型、红山文化和凌家滩遗存的衰落引发的大范围动荡整合中，发生了强劲的屈家岭文化北进河洛，西入关中的扩张。但因资料所限，难以获得对屈家岭社会发展程度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城河遗址的数次发掘，发现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王家塝墓地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史前大型墓发现的空白，对重新审视屈家岭文化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城河遗址城垣—居址—墓地三位一体的系统发掘，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这些墓葬棺具明确、葬俗独特、随葬品丰富、等级明显，清楚表明屈家岭社会形成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墓葬礼仪，与同时期海岱地区和长江下游的史前社会达到了同样的社会发展程度。
  对屈家岭社会发展程度的新认识，也为观察距今5000年前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强势北上和西进提供了新的基点。本次发掘墓葬中的直壁圈足杯在庙底沟类型末期到仰韶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和良渚文化中均有发现，是屈家岭文化扩张的典型例证。大口缸在大中型墓的出现，独木棺在大墓中的流行，以及钺在大墓中的显著地位，则表明屈家岭文化社会上层广泛参与了周边地区的深入交流。由此可见，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岭文化在自身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区域间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城河墓地的发现是屈家岭文化研究的重要收获，弥补了江汉之间这一重要地区文明演进历程探索的薄弱环节，并将有力推动我们对该地区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深入认识。
  已发掘的M202、M155和M112开口面积分别为17.3、14和22.4平方米，是全国范围内迄今发现的同时期面积较大的史前墓葬。M202是一座同穴双“室”合葬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开口长4.38米，宽3.95米，墓底距墓口2.5米。东、北侧有生土二层台。墓壁规整，局部保存明显的工具痕迹。墓底有两个平行的南北向墓室，中间以宽0.5米，高0.8米的生土梁相隔。生土梁顶部距墓口深1.7米。东、西两墓室均发现直壁弧底独木棺，棺内外均随葬六十余件磨光黑陶，同时在棺外发现漆盘、竹编器物等。墓葬填土随葬瓮、罐、缸等数件大型带盖容器。根据发掘时预留的填土堆积剖面观察，这些器物一般位于不同层填土的“界面”，应是伴随填土的逐层倾倒先后分别放置的。M155亦为南北向同穴双室墓，墓圹长4.68米、宽3.2米，中间留有生土隔梁，将墓葬分为东、西两室。独木棺保存完整、结构清晰，东室棺内、外随葬漆器和大量磨光黑陶，并在墓主右股骨附近发现玉钺及红色漆柄痕迹。钺长25厘米、刃宽13厘米，柄痕长度为60厘米。
  M112为同穴三室墓，位于墓地中部，东西长5.95米，南北宽4.1米。距开口深125厘米处发现三座平行的南北向墓室，亦以生土梁隔开。墓室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状。中墓室较大，南北长2.9米，宽1.6米。东西两侧墓室面积明显较小。每个墓室内各埋葬一座独木棺，痕迹清晰。中墓室独木棺粗大，直径达1.5米，棺内可见石钺、象牙器、漆器以及大量磨光黑陶，棺外随葬暗红色大漆盘，棺木体量和随葬品丰富程度明显大于两侧墓室。结合填土中，中墓室上方集中填埋大量带盖容器的现象，似乎可以认为中墓室墓主的身份高于两侧墓室。
  上述大型墓葬分别位于中部、西南、西北、东北四个位置。在每座或每两座大型墓葬周围，则分别分布数量不等的中型、次中型、小型墓葬，表现出明确的布局。
  发掘工作秉承多学科合作的思路，系统采集各类样品进行检测和分析，为全面研究当时的葬仪、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提供支持。同时，注意收集墓葬填土、葬具的堆积倒塌信息，为理解和分析墓葬的营建系络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