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掘区外围较小的范围内还调查发现了至少4座以上的房址，其特点同于已发掘房址，加上上述5座房址，该遗址至少有9座以上的房址。从单个房址及其与陶窑的结合，再到成排的组群建筑，坪头遗址完整地揭示了晋西北地区龙山时期聚落的主要特点。一直以来，整个晋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都比较薄弱，虽然在其临近的陕北、内蒙古河套一带有窑洞式房址发现，但像坪头遗址这种每座都有独立院落的房址并不多见。这种窑洞式房址也不同于后来晋西北房址的特点。所以，这批材料的发现尤显珍贵。
在房址附近分布着较多灰坑或窖穴，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一般都是锅底状坑。
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和骨器等，尤以陶器最多。陶器以鬲、罐最多，两类器物占到器类总数的五分之四以上，此外还有少量盆、豆、瓮、器盖等。纹饰以篮纹为主，至少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次为绳纹；除素面外，其他纹饰很少。石器以磨制为主，器类多样，有石斧、石刀、石铲、石杵、石锥，石镞等；骨器有骨针、骨锥、装饰品等。
墓葬只发现1座，为竖穴土坑墓，葬有两副人骨架，一小(小孩)一大(成人)，上下叠压，小孩在上，成人在下，头向正好相反。成人为女性，保存完好，仰身屈肢葬，其右臂发现有一串动物骨骼制成的装饰品。这座墓葬打破房址庭院的填土，从地层关系来看，是这个时期最晚的地层单位。
坪头遗址位于山西省河曲县刘家塔镇坪头村西约300米处，分布在一被称为“城坡”的坡地上，面积数万平方米。该遗址北高南低，背风向阳，东倚山丘，西与内蒙古准格尔旗隔黄河相望，南北为与黄河相通的冲沟。
2010年4月4日至2010年6月4日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共布5米×5米探方28个，加之扩方及断崖边的清理面积，实际发掘面积700多平方米。该遗址的文化堆积及内涵较为单纯，全部为龙山时期，未见其他时期的遗存。发掘清理出土了一大批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有墓葬l座、房址5座、陶窑4座、灰坑或疑似窖穴的遗迹单位36个，同时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和骨器等。
坪头遗址龙山时期聚落的发现弥补了该地区的空白，为该地区龙山时期聚落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过去，晋西北只做过个别零星的发掘，对该地区龙山时期的文化面貌认识也十分有限，坪头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较为详细的资料，为建立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较为完整的年代序列和框架提供了基础。
横穴式规模较大，由火门、火膛、火道、窑室和窑箅五部分组成。火门两侧有立石垒砌，火门经火膛与火道相连，组成功能完整的用火空间；火道一分为二，呈斜坡状经窑箅的火眼与窑室相通；窑室位于火道上部，其平面大致呈椭圆或近圆形，根据窑室内壁的残留情况，推测其结构大致呈馒头状。
竖穴式规模较小，由火门、火膛、窑室和窑箅四部分组成。较之横穴式，其没有火道，而是在火膛之上直接建窑室。火膛口小底大，经多股垂直的火眼通向窑室，窑室内部呈圆形。从陶窑分布位置来看，其与房址有较为紧密的关系；从地层关系来看，这些陶窑都不早于房址。结合个别房址内部发现有大量尚未烧制的陶坯等来看，至少在某个时期个别房址是作为制作陶器的场所使用，但究竟是房址废弃之后还是从一开始就作为制陶场所已无从得知了。不过，每座房址附近都有一个陶窑似乎暗示了每座房址的主人都独自烧陶。
F1～F4房址附近都有陶窑分布，F5被打破，房址庭院已不存在。陶窑一般利用地穴式庭院东西两侧的断面修建，依其形制结构大致可以分为横穴式窑和竖穴式窑两类。
5座房址均坐北朝南，形制结构及特点基本相同。全部为圆角“凸”字形窑洞式房址，室内面积一般在11～13平方米之间，最大的F5不过21平方米。主要由窑室、门、庭院三部分构成，窑室在东北，门及庭院朝向西南。所有房址的窑室平面形状均为圆角方形，门口向外凸出，庭院为长条形或喇叭形向外延伸。每座房址都是单独修建，各自有一个独立的院落，形成各自封闭的单元。从形制结构来看，应该是先修庭院，再掏窑室。窑室底部最大，向上逐渐内收，窑室壁残留最高的达l.9米，从趋向看，整个窑室的高度至少在2米以上。窑室正中都有圆形火塘，直径在1～1.2米之间，深0.15米左右，个别窑室的火塘周围装饰有一圈三角纹。门道内宽外窄，整个门道与窑室浑然连成一体；门口最外侧都是石头垒砌的门框，门的宽度一般在0.5米左右；由于石砌门框多已坍塌，高度已无法得知。在个别门内发现有石砧，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由此可推断门是向内打开。实际上，窑室与门道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白灰皮也从窑室一直连通到整个门道。地面除火塘外整个涂抹有一层白灰皮，无论窑室还是门道的墙壁底部都涂抹有一周白灰皮，涂抹高度一般在0.6米左右。无论地面还是墙壁，白灰皮的处理都相当考究。庭院都是地穴式的，大都低于窑室的高度，有多层踩踏面，是反复活动的结果。尽管每座房址都单独成院，但可以确认F1、F2、F3、F4四座为一排，为东西向排列，间隔在2米左右；另外一座F5被F2南面的庭院打破，是否还有另外一排，因平田整地已无从得知。从地层关系及分布特点来看，这4座一排的房址大体是同时期的。
在发掘区外围较小的范围内还调查发现了至少4座以上的房址，其特点同于已发掘房址，加上上述5座房址，该遗址至少有9座以上的房址。从单个房址及其与陶窑的结合，再到成排的组群建筑，坪头遗址完整地揭示了晋西北地区龙山时期聚落的主要特点。一直以来，整个晋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都比较薄弱，虽然在其临近的陕北、内蒙古河套一带有窑洞式房址发现，但像坪头遗址这种每座都有独立院落的房址并不多见。这种窑洞式房址也不同于后来晋西北房址的特点。所以，这批材料的发现尤显珍贵。
坪头遗址龙山时期聚落的发现弥补了该地区的空白，为该地区龙山时期聚落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过去，晋西北只做过个别零星的发掘，对该地区龙山时期的文化面貌认识也十分有限，坪头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较为详细的资料，为建立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较为完整的年代序列和框架提供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