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介绍,此前四川发现的汉晋城址不多,此次调查的六座城址中包括了四座新发现的城址。“目前,新发现的四座城址有三座已经确定了名称,分别为‘宕渠城’‘武阳城’‘广汉城’。”高大伦指出,根据分布面积以及遗物时代,再结合文献进行核对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初步确定另一座城址为“阳泉城”,但具体信息仍需要通过进一步勘探进行证实。
“这六座城址都凸显出了独特的历史价值。”陈卫东说,渠县城坝的“宕渠城”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与巴国历史中的重要民族“賨人”有关的城址;梓潼西坝的“广汉城”是金牛道上的重要城址,也是分巴割蜀而设的第一个郡——“广汉郡”的见证;彭山的“武阳城”和德阳的“绵竹城”是进出成都平原的南北门户;荥经的“严道古城”则是打通西南夷的重要城址。
“这六座城址都凸显出了独特的历史价值。”陈卫东说,渠县城坝的“宕渠城”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与巴国历史中的重要民族“賨人”有关的城址;梓潼西坝的“广汉城”是金牛道上的重要城址,也是分巴割蜀而设的第一个郡——“广汉郡”的见证;彭山的“武阳城”和德阳的“绵竹城”是进出成都平原的南北门户;荥经的“严道古城”则是打通西南夷的重要城址。
为进一步厘清四川汉晋古城的位置、保存状况和文化内涵,2014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汉晋时期的城址为主要研究对象,先后对六座汉晋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并取得重要成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了四川汉晋古城的考古工作成果。本次新发现四座汉晋城址,地域涉及川东和成都平原地区,时代涉及西汉到魏晋时期,与众多历史事件有关。同时还基本确定了各城址具体位置,解决了一批历史文献对于城址地望的争议问题。“城址为点,蜀道为线,巴蜀文化为面。”陈卫东表示,这些城址完整展现了汉晋时期帝国的扩张和对成都周边地区的开发,对全面理解多元一体中国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传承古蜀文明,讲好巴蜀故事,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和勘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所副所长陈卫东告诉记者,汉晋时期是中华帝国第一次竭力扩张的最主要的时期,也是民族交流与融合的主要时期。从物质文化来看,各地域文化逐渐退场,汉文化竭力扩张,而城址作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无疑是历史的主要见证者。“但长期以来,因战争、生产、生活等原因,汉晋时期的城址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