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是秦人在西周晚期开始东扩，从甘肃礼县翻越陇山大阪，进入关中的第一站和大本营。秦人进入宝鸡以后，先后在汧渭之会、平阳地区建都达85年，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在郭家崖墓地周边区域，已经发现的斗鸡台、姜城堡、福临堡、西高泉、太公庙、秦家沟、益门、南阳、洪塬、联合村、谭家村、茹家庄等多处秦人墓地，都处在汧渭之会与平阳区域内，并且时代多在春秋时期。此次发掘的郭家崖秦墓地不仅规模大，有居址相对应，而且时代多为战国，增添了东周时期宝鸡地区墓葬序列资料，这对于研究秦人在宝鸡汧渭区域的聚落布局与社会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为配合宝鸡市高新区工程项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对建设区域内的郭家崖遗址北区进行抢救性发掘。共计发掘古墓葬41座，其中战国时期秦墓葬37座，汉代以后的墓葬4座，同时确认该墓地外侧尚未发掘区域为一处面积较大的居址所在。与以往发掘的秦墓葬相比较，极少见到与其匹配的秦人生前居址，而此次发现的“聚落型”墓地在宝鸡一带秦墓发掘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郭家崖秦墓地还发现了一座瓮棺葬，虽然瓮棺器形显现秦文化特征，但同出的一件铲形袋足鬲却是戎式风格。在以往宝鸡东周时期的秦墓葬发掘中，如斗鸡台、陇县店子、凤翔高庄等地均有戎人墓葬的发现，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战国中晚期，戎与秦文化相伴存在，两者在墓葬随葬器物组合上相对独立，而郭家崖36号秦墓内的瓮和鬲却是两种文化属性器物间的组合搭配，说明此时秦戎之间在战国中晚期的宝鸡一带关系更加密切。郭家崖秦墓地规模大，时代比较集中，又无打破关系，葬式都是比较一致的屈肢，随葬器物比较单一，规格较低，当为国人墓葬。由于戎式鬲的出现，这处墓地究竟是具有血缘关系还是地缘组织的人群？针对这一问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北大学的体质人类学专家正在通过科技手段进行分析，为最终确定为血缘关系的家族墓地或地缘组织结构的公共墓地属性提供科学的依据。
结合在郭家崖周边历次发掘资料分析，秦人进入关中以后，是沿渭河两岸的台地逐步向东发展的。聚落一般都选择靠近河流“居高临下”的台地作为居住地，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有限的土地难以支撑粮食的生产，于是又随着战争的取胜和地盘的逐步扩大，又向更加广阔的渭北台塬区域发展。郭家崖秦墓地时代比较集中，多在战国时代，且没有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不但说明这是一处经过统一规划的族群墓地，同时说明，虽然秦的都城先后从古陈仓迁徙到了平阳与雍城，但这一带的平民聚落一直沿续了下来并且得到了拓展。
该发掘地点位于宝鸡市渭滨区高新大道以南、西宝南线以北、高新零号路东北角的郭家崖村，地处渭河与茵香河交会处东夹角的二级台地，南依秦岭，西临茵香河，南濒渭河滩地，东与八鱼接壤，地势南高北低，比较开阔平坦。与之相邻的石嘴头及以东的旭光村、凉泉村一带密集分布着新石器及西周、春秋至秦汉时期的古文化遗存。其中石嘴头遗址为陕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包括居住遗址在内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与西周及秦汉时期重要墓葬。在该区域分布的古墓葬中尤以郭家崖村战国时期的墓葬最为集中。这次发掘清理的墓葬北区就属其中的一部分。
本次发掘的37座秦墓葬均为屈肢葬式，除1座南北向外，余皆为东西向；墓葬类别可分为竖穴土坑墓、偏洞室墓、直线洞室墓三类；葬具有木质棺椁、生土二层台与棚墓搭建的棺室，以及瓮棺葬三类。共出土器物117件组，质地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银器、玉器、绿松石及料器。这些器物多是用作陪葬的生活日用品，如陶鼎、陶釜、陶罐、陶鬲、陶壶、陶甑、铜带钩、铜镜，还有少数礼器如玉器残块，兵器如铜箭镞，及生产工具铁铲等。
郭家崖秦墓地的墓葬形制充分体现了竖穴土坑墓到偏洞室墓，再到直线洞室墓在同一文化序列背景下的演变过程。一般认为，土圹竖穴墓是秦人沿用了周人的墓制习俗，在春秋时段比较习见；而偏洞室和直线洞室是秦人墓葬的一大特征，这对于研究秦人墓葬形制演变的轨迹具有重要参考。
发掘的几座东汉砖室墓葬中，有一座墓结构完好，出土陶器类与关中同期墓一致，而随葬一件造型奇特的“摇钱树”却是四川地区的墓葬习俗，以往在宝鸡很少见到，这次发现，为进一步了解宝鸡在沟通西南西北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提供了佐证，为研究古代秦岭蜀道开通之后巴蜀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郭家崖秦墓椁室四角及中腰新发现的四至六根用以支撑棺室盖板的立柱，这在以往春秋战国秦墓考古发掘中少见，代表了居于该地秦人较为特殊的墓葬习俗。
发掘的几座东汉砖室墓葬中，有一座墓结构完好，出土陶器类与关中同期墓一致，而随葬一件造型奇特的“摇钱树”却是四川地区的墓葬习俗，以往在宝鸡很少见到，这次发现，为进一步了解宝鸡在沟通西南西北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提供了佐证，为研究古代秦岭蜀道开通之后巴蜀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