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文化已进入成熟之青铜时代，虽然此时也有精美的彩陶和原始瓷但是不主流社会的所用之物，取而代之的是青铜器，漆器、竹器，而青铜器用具渗入到主流社会和平民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生活用品到祭祀用器具，货币、到战争用的武器无一不有，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国青铜器制作水平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而陶瓷器制造虽有日常用器，但是不能和青铜器同日而语了。
文化之交流，直接影响到后期之社会生产，故三国、南北朝时期陶瓷技术有了长足进步，从造型上不在仅满足于实用，而是多样化了，技术上摆脱了纯低温陶的烧制。汉代在烧制瓷上出现了一个转折，开始在陶胎上施有玻化青釉进行烧制低温釉青瓷，温度在950至1000度之间说明烧制技术明显有所提高，由陶向瓷的方转化，烧制青瓷器硬度明显加强，向高温釉瓷的发展方向打下了基础，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瓷器的发展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约略相当于神农、黄帝、夏禹以迄殷初之世，此时代之文化特征，为陶器及研磨石器之出现。这一时期的文化遗迹，在全国均有发现，考古学家依照其特征分为彩陶文化、黑陶文化、细石器文化、拍纹陶文化等不同系统。
旋纹尖底瓶，出土于甘肃省陇西吕家坪，此瓶设计巧妙瓶腹两侧有可穿绳的耳孔，汲水时能自然下沉，注满水后可用绳提岀水面，尖底可直接插入松软的土中防止倾斜使水外溢，口小搬动时水不易溢出。从文化视角看，其色彩对比，则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结合”结合之理念，亦符合这一时期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略，而图案中瓶壁正面之“三眼”，我们亦不妨大胆从“天、地、人”三才之文化理念方面入手，而其旁侧之图案与“阴阳之眼”，如直接从上古天文星象入手研究，则自然又可看到中华先民之天文认知。
从以上石器时代的陶的外型功能特征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些陶器具主要用来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虽然先民们在有的部分器具上绘有古朴的线条和图案，但作为用具的主要性质没有得到替代和改变，当然这也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先民们很早就把日常生活中感受和原始审美情感纪录下来了，集实用与审美一体。最为关键的是，在上述陶器中，先民对于“天、地、人”之认知等，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目前的研究范围，所以，这一切，还需我们进一步加强研究，如此才可造福我们今日之社会。
秦统一六国后，设郡县、治驰道、统一法度、文字、思想，建立有史以来空前之大帝国。汉代继兴，除不断征讨匈奴外，更直接经营西域，平朝鲜，开发南粤、闽越、巴蜀及西南夷，汉代之文化武功，远播四夷，此阶段即是中华文化远播之最早时期，亦是汉之属国文化之汇聚时期。
瓷器的衰落，间接见证了周朝封建制度的崩溃与人心之变化。“夏之敬天、殷之敬鬼、周之重文”之先民思想亦被法家之学、兵家之学、纵横家之学、儒家之学所取代。世道人心之变化，直接影响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之潮，虽同一宗祖，先民之治世经法，却久已遗忘，亦自相攻杀，相互混战。据史载，西周初期所封1200余诸侯国，至春秋初期，其见经传者仅剩160余国，而春秋初期160余国，至春秋晚期，则仅剩下，晋、燕、中山、齐、鲁、卫、曹、宋、陈、蔡、郑、楚、秦、吴、越十余国，上述数据，即可窥见当时兼并攻伐、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之概况，而铜和其它金属作为战略物资被各诸侯国所撑控，人们为了战争或是为了生存在冶炼青铜技术上有了长足进步， 铜被用来制造大量的武器和祭祀用具，这无形之中催生了冶炼技术的高度发展，相反由于长久的战乱陶瓷制品技术没得到长足发展。
红陶鬶是新时器时代陶器，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地区都有出现，从造型制作上看三个大足分立便于在下面生火加柴煮食，加上环形状柄便于提拿，这种胖胖乳状腿既能使受热面积加大又能沉淀食物中的沙子异物，可以想象到古人的智慧。而从文化视角看，其三足之设计理念，则直接印证了上古文化中天、地、人三才是文化内蕴，其鸟首设计似乎在表明我们的先民，对于九天之图腾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