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宣德帝的青花瓷蟋蟀罐也好，成化帝的斗彩酒杯也罢，还有康熙的郎窑红釉、雍正的粉彩瓷，以及乾隆的仿竹雕瓷器，都少不了帝王推动瓷器发展的影子。但是，帝王的需求恰恰阻碍了瓷器向民间流动的大趋势。致使官窑与民窑争斗，窑工苦不堪言，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都对中国帝王垄断的陶瓷业发展形成了冲击。曾经如日中天的窑业终于暗淡下来，景德镇也一蹶不振。
不过，宋代的青白瓷也有它的问题，巨大的需求致使原料匮乏。谁知这个问题竟然在百年之后的元代解决了。元代在青白瓷的基础上研制出了元青花，青花料来自波斯。本以为这下大功告成了，可优质瓷石材料又枯竭了。可是工匠们又在景德镇附近发现了高岭土，通过它与瓷石的混和，成为制瓷的黏土材料，解决了原料匮乏问题。这不仅是陶瓷史的飞跃，也是科学上的大进步!
正如清代文人毛奇龄诗中所云：“君家陈宝世无算，为汝一歌宣德窑。”现下哪怕是淘到一枚宣德窑的残片，也值得拥有者欢呼雀跃了。
“路在何方”是本书的结束章标题，也是涂睿明留给大家的问题。阎崇年在《御窑千年》里说，“以一种优美器物即瓷器作为中国的英文国名，既是瓷器的骄傲，也是中国的自豪。”如此说来，瓷器，作为中华民族千年以来的代表符号，就该重归辉煌。
著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作家涂睿明说，“我每天下午在路上散步，常常因为田间的瓷片停下脚步。有时某块菜地刚刚翻过，还会有许多‘新’瓷片暴露出来，虽然大都不值钱，却都是第一手资料，满是历史的印记。”于是，便有了这本《捡来的瓷器史》。
虽说郑和下西洋送出去的东西比换回来的多。但是，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每次带来的重要制瓷料“苏麻离青”所制的青花瓷，体现了永宣瓷器的最高水平。而后来出现的高温红釉，也是陶瓷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峰。
在涂睿明的引领下，我们由一枚枚古代瓷器残片中，便可窥看造瓷技术从起步、发展、鼎盛到衰败的重要瞬间。他将瓷器发展历史上重要的节点分为十章，恰好可以勾勒出整个瓷器史发展的历程。从而，我们也得以见识自宋以来，陶瓷业发展带给宋元明清等朝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深远影响。
在《国家宝藏》第一期节目里，故宫博物院带来一件藏品：“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得此名号，是因为器身自上而下装饰的釉、彩多达17层。堪称中华制瓷史上登峰造极之物，说明清乾隆年间的制瓷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元青花的存在，在19世纪50年代才得到进一步确认。其实，元青花最值得称道的是“蓝色纹饰”设计。大量留白的特征，与蒙古族“崇白尚蓝”的习俗相吻合。蒙古包形状的瓷器和设计里大量的戏剧人物，足以说明元曲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与瓷器的发展息息相关。曾有人质疑元青花瓷的根是否在中国?“元青化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便说明了一切。至于为什么元青花会出现在伊朗、土耳其的博物馆里，那只能说即便在古代，瓷器也为我国赚取了不少外汇，是推动经济发展、建立外交的重要手段。
谈窑口，必说景德镇。瓷都景德镇古称昌南镇，因在昌江之南，故得名。景德镇是宋真宗以年号所赐。之所以被选为官窑之地，是因为那里的温度气候、水土工匠，以及临江运输都非常适合瓷器发展。宋代有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以“青白瓷”为主要产品。“御窑钦定”推动了制瓷业的发展，制陶彻底让位于制瓷，标志一个瓷的时代来临了。
书中有一个例子：“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会图》，是宋徽宗赵佶的亲笔。画中描绘的是一次茶会的场景。大桌上的小碟、托盏、以及温酒壶，分明都是景德镇窑青白瓷。”你看，从宋真宗至宋徽宗已过百余年，景德镇仍然深受皇家青睐。有皇帝给打广告，宋代的制瓷业蓬勃发展起来，增加了不少窑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