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至有清，稽古右文，学术发达。由于帝王喜好，上施下效，金石学进入鼎盛发展的阶段。乾隆敕撰《西清古鉴》《西清续鉴》《西清砚谱》《宁寿鉴古》，古器物著录一时蔚为大观，内容和形式上较之前代皆有所进步。如《四库全书总目·西清古鉴提要》云：“以内府庋藏古鼎彝尊罍之属为图，因图系说，详其方圆围径之制、高广轻重之等，并勾勒款识，各为释文。其体制虽仿《考古》《博古》二图，而摹绘精审，毫厘不失，则非二图所及。其考证虽兼取欧阳修、董逌、黄伯思、薛尚功诸家之说，而援据经史，正误析疑，亦非修等所及。”此说虽略有溢美之嫌，但大体属实。此后，古器物著录不断发展，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著录的书目众多，品类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完善，图像更加精审。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至晚清民国时期，拓片技术，特别是全形拓技术逐渐用于著录之中，这就解决了原先摹画中器形和文字失真的问题，比如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张元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等。当然，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伪器杂厕其间，著录项目不够科学、系统等。
1939年，陈梦家应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之邀，编辑整理《海外中国铜器图录》。当时使用的是国外寄来的照片，资料虽不甚全面，但却开启了陈梦家探索古器物著录体例的历程。此后的1946年，他与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著《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可算是陈梦家对于青铜器著录体例的再一次尝试;而1947年撰成的《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著录体例已经完善，堪称古器物著录的典范之作。
时迁代移，古器物不断重现人世，为藏者所宝，文人墨客或有吟咏。与此同时，古器物在考经证史上的学术价值逐渐为学者所关注，对它们的著录工作也逐渐展开。《史记》中就录有秦始皇刻石的文字，而现在可知的最早著录古器物的专书，当是梁陶弘景所撰《古今刀剑录》。该书一卷，“记帝王刀剑，自夏启至梁武帝，凡四十事;诸国刀剑，自刘渊至赫连勃勃，凡十八事;吴将刀，周瑜以下，凡十事;魏将刀，钟会以下凡六事”(《四库全书总目·古今刀剑录提要》)。不过，该书仅仅是简单的文字介绍，以寥寥十数字说明刀剑的主人、形制和铭文。
中国目录之学发达，至迟可以上溯到汉代。现在可知的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在奉诏校书时分别撰写的《别录》《七略》。二书早已不存，清儒马国翰、洪颐煊、姚振宗等人有辑本。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现在可见的最早且最完整的目录学著作，它以刘歆《七略》为蓝本。当然，这些目录学著作只是专门著录书籍的。
民国时期，风云际会，学术丕变，中国学术开始由古典时代向现代转型，新的学术范式逐渐建立起来。在李济等人的推动下，传统金石学开始向现代考古学迈进。在古器物著录领域，一些老派学者还延续传统，采用传统的著录方法的时候，陈梦家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游历欧美的便利，开始刻意搜集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资料，并有意识地从现代考古学视野下探索青铜器的著录体例。
金石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一支，在宋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古器物大量出现在学者的视野中，学者也有意识地将其用于学术研究，同时，对古器物自身的著录和研究工作也在逐渐推进。朱剑心《金石学》谓：“其间私家藏器，莫先于刘敞;而为古器之学，及著录所藏者，亦自敞始。”刘敞就自己收藏的十一器，摹文图像，撰为《先秦古器记》。此后，有欧阳修《集古录》、王俅《啸堂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洪适《隶释》《隶续》等，是我们所熟知的著录金石文字的名作。除赵明诚《金石录》外，另外几部书都有对金石文字的摹写，并加以释文，有的还加以考证。此外，吕大临《考古图》及《续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更值得表出。三书在既有著录项目之外，更绘出器物的形制，这是金石著录的一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