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文书中的练字残纸不少，绝大多数为纸质，时间大多为十六国时期，我们将这些练字纸做简要书体统计，统计显示其书体集中于今草、行、楷，隶书、章草极少，草、行、楷三体比例大体持平。练字纸说明当时人们练书习字之风非常盛行，而且大家主要在苦练新体楷、行、今草，亦可佐证新体流行程度。
同近期字体“新旧”间的差异也在习字纸上反映出来，这些纸书大多为十六国前期之物，时间间隔并不大，这种“新旧”之别实属个人书写技巧与习惯上的。
北方的十六国与江南的东晋处同一时空，东晋士人书法家的作品为后人津津乐道，庾、王、郗、谢氏等代表的晋人书法被后世追崇效仿，亦为帖学渊薮。
同时代的北方书写是什么样子?五胡乱华，战事频仍，国号变幻，十六国时期存留系统的、大宗的书迹较少，西北纸简书迹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北方书写的材料。
总起来看，楼兰纸文书展示的十六国前期墨迹，既有含有古意的写法，也有非常成熟的新体楷、行、草。将这些西北书迹和江南书法略加勘比后，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思考：
一是，南、北新体发展进程的一致性。此时期南北大分裂、大动荡，而字体演进仍然继续，南北各地文化乃至书写的流布互通并未真正中断。从东晋诸种墓志、二爨(音窜)与北方碑铭的共通性，到敦煌遗书中数件王羲之《十七帖》临本(虽然时间较晚些)，等等，表明南北书法的持续交融。
一般认为江左书体演进与书法行为依循常态、更代表主流和先进性，其实北中国未见得落后多少。
北方政权迭替频繁，似乎文事荒芜，但西北纸书墨迹告诉我们，这里书法发展同样持续不断，西北残纸与江左名家的诸多相似处足以证之，若得见十六国前期北方名家崔悦、卢谌(均活动于三世纪末到四世纪前叶)等，想必也是江北领新体风骚之属。如上所述，郴州、楼兰的西晋墨书何其相似，其楷、行的成熟度几近一致。新体的主导与古法的遗存，于南北各地都同样存在着，新体普及是大势。而铭石书系统属另一种情形，南、北方的铭刻完全承汉魏旧法，与手写体不能同日而语。
二是，时代风气大体一致，表现在构字、用笔、气息诸方面的一致性，这是书体演进历史与书写环境决定的，亦即说，在那个时代，不管是名门士人还是基层胥吏、平头百姓，他们笔下总含有近似的格调、情趣，包括笔墨技巧与作品气息。
陆机《平复帖》在楼兰纸书中能找到不少类似的笔触表现;《九月十一日纸》与王右军手札何等相似;
王右军《十七帖》，于沙纸929、孔纸31.8及一些习字纸中可找到近似草法;王珣《伯远帖》可以在《李柏文书》(橘纸538a)、《济逞白报》(孔纸7正)等作品中发现相似技法。
启功先生说：“至草书之奇者，如楼兰出土之《五月二日济白》一纸，与阁帖中刻索靖帖毫无二致，‘无缘展怀’一纸则绝似馆本十七帖。其余小纸，有绝似锺繇贺捷表者。”……后人所谓的“魏晋风度”，在魏晋南朝名家身上得以系统性体现，其实这种“风度”在西北残纸上亦能觅得，乃时代风气使然，与其说这是东晋名家书写艺术与精神品性的追求，不如说是文字书写特殊阶段历史规定性所决定的。
换言之，汉末魏晋字体演进的特殊情形，使新体逐步成熟，同时古体(篆隶等)并未彻底褪尽，新、旧元素并存于当时社会书写中，其特征反映在笔画和组构间，令字迹呈现着独特的气息。所以晋书“潇洒”韵致不止于士人名家，而具有时代性、普遍性，这在西北残纸中也嗅得出。
三是，名家的个性风格离不开社会基础。西北残纸显示了书写面貌的丰富多样性，其中不乏与东晋名家作品相近的样式——有的还早于江左名家时代。
名家技法与风格不是孤立突出的，他们一方面有其传承谱系，如锺、卫、王、羊等，另一方面不得忽略社会性书写的基础作用，如东汉末新体发展与同期刘德升、锺繇之间关系那样，个人与社会、名家与基层书写间相互影响、互为作用。
四是，社会书写间的差别，体现在用笔风格上(如粗厚笔触型，出锋显芒型，古朴型与雅逸型)、新旧体含量上、技术(高低)层面上等等。字体演进尚未彻底完成的历史阶段，不同书写群、不同写手笔下的墨书各不相同，因此也形成此期墨迹风格丰富多彩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