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年，多件由日本藤田美术馆藏的商晚期珍罕青铜礼器将于纽约时间3月15日19:00在佳士得纽约亚洲艺术周期间举槌，同样引发极大关注。纽约时间3月10日将迎来预展首日。与该几件青铜器一同上拍的还包括经日本“山中商会”之手流失海外的《石渠宝笈》著录的名画——宋代陈容《六龙图》水墨纸本手卷等。面对如此重量级的中国文物，有文博领域专家呼吁，希望中国的收藏者不要疯狂参与，出价要理智。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研究员周亚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时表示，藤田美术馆收藏的这几件青铜礼器保存精美，代表了中国商晚期最高的青铜铸造水平，非常重要。可能出自晚清时的日本山中商会，虽然出土的类似器型、装饰、工艺的青铜器国内都有，但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周亚表示，希望买它们的人一定要是真正喜欢青铜器的人，不要是那种为了盈利目的而去竞拍的人。
与湖南省博物馆藏的“皿方罍”曲折、传奇的流转经历不同，对于即将上拍的四件商晚期青铜重器，关于它们的出土地和流传经历人们知之甚少。
藤田美术馆藏中国古代艺术珍品专场将推出31件拍品，除了多件备受瞩目的商周青铜礼器，还包括《石渠宝笈》著录中重要的宋代书画作品及龙泉青瓷和佛造像等。所有拍品均来自位于大阪藤田美术馆藏，为藤田家族1940年以前的珍藏。
已知的宋代陈容《六龙图》水墨纸本手卷是经由日本“山中商会”之手流失海外，周亚推测，这几件青铜器很有可能也是通过“山中商会”流失出去。“因为梅原末治先生编的《日本蒐储支那古铜精华》收录了这几件青铜器，而这本书的出版商就是山中商会，很多资料来源可能就是山中商会提供的。”
而它们的出土地也并不十分明确。据周亚介绍，最主要的四件青铜器拍品中，青铜饕餮纹方尊、青铜饕餮纹方罍、青铜饕餮纹瓿可能是中原地区出土，甚至很有可能是安阳殷墟出土，但这也只是推测，因为没有更确切的考古资料为依据。青铜羊觥根据其器型和纹饰来看，应该铸于南方，在长江流域有过类似动物器型的青铜礼器出土。
纽约时间3月10日，一批由日本藤田美术馆藏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在佳士得纽约亚洲艺术周期间对外展出，并将于15日举槌。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有4件重量级商周晚期青铜礼器将上拍。这几件青铜器价值几何?会否引起像当年青铜“皿方罍”的轰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研究员周亚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几件青铜礼器之所以流失国外，可能与晚清时参与大量掠夺中国文物的日本山中商会有关，出土的类似器型、装饰、工艺的青铜器国内都有，但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他表示不希望去竞拍的是那种为了盈利目的的炒家。
由于流失国宝涉及追索话题，另一位专家对澎湃新闻表示，目前条件下追索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且证据不足，这些青铜器很有可能是晚清时日本山中商会以“购买”的形式离开中国的。有专家推测可能出自山中商会“购买”恭亲王府的那批收藏之中。也有观点认为，如果这些文物当时确实是被非法掠夺自中国，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对参与拍卖这些国宝的相关拍卖公司进行制裁。
流失海外的青铜重器“皿天全方罍”2004年在国人的通力合作下，回归国内，实现器、盖合一的消息曾轰动国内文博界。其原定于2014年3月20日在佳士得纽约上拍，当时估价为1000万〜1500万美元。
据周亚介绍，中国青铜礼器至晚商的殷墟时期臻于鼎盛，藤田美术馆藏的方尊、方罍和瓿从它铸造的精美程度而言，均代表了这一时期最高的青铜铸造水平。特别是像方尊、方罍这样的方形器在商晚期的青铜器中所见不多，依照目前考古发掘来看，出土方器的墓葬，它的等级、墓主地位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几件青铜器很有可能出自比较重要的贵族墓里。但是这几件青铜器都没有铭文，无法推测它是属于哪一等级的墓葬，但墓主地位肯定是比较高的。
相较于“皿方罍”而言，藤田美术馆藏的青铜饕餮纹方罍在年代上要更早，“皿方罍”从纹饰包括器形上的特点来看，属于商周之际铸造，而青铜饕餮纹方罍属于殷墟较早时期。从工艺方面看，二者相差不多，都代表了商晚期最杰出的铸造工艺。纹饰布局基本上还是按照当时的工艺套路，从盖子、口沿、肩部到器腹的上半部、下半部、到圈足，整个纹饰排列是按照当时常见的这种规律，没有特别之处。而“皿方罍”出现在市场上时之所以特别轰动，一则因为它是“方罍之王”，为目前所见商周青铜罍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器物，另外它自身有着清晰的递藏和传奇的流转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青铜饕餮纹方罍器盖和器身保存完整，且非常精美，这比较珍贵。“很多方罍出土时往往器、盖分离，包括像’皿方罍’，身、盖分离将近一个世纪;上海博物馆藏的一种方罍也是缺少盖子的，其器盖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出土完整的器盖合一的方罍也有，但不是特别多。”周亚说。
另一件即将上拍的青铜饕餮纹瓿体量硕大，可与之相对照的是曾在妇好墓出土的瓿。“妇好的地位不低的，她是武丁的配偶。而这件瓿它也没有铭文和任何考古资料，所以没法确定墓主的级别和身份，但是从它的器型、纹饰制作精美程度而言，我觉得墓主身份不会很低。”
青铜羊觥从造型而言具有典型的南方特征。上海博物馆正在展的特展“鸿古余音”中有一件青铜牺觥，与藤田美术馆藏的这件青铜羊觥有着类似的凤鸟纹。只不过上海博物馆是牛的造型，藤田美术馆是羊的造型。
周亚介绍，此类动物造型的觥距今为止出土并不多见，数量上也是屈指可数。除了上述两例，陕西洋县张家村出土过一件青铜凤鸟纹觥，描写的是何种动物尚不明晰，但是其造型和纹饰与青铜羊觥类似，都具有典型的南方特征;湖南衡阳出土过一个牛形觥，其上也装饰有类似凤鸟纹，造型上略有区别。
作为国内青铜器收藏大馆，上海博物馆有着最为完整的青铜收藏体系。从时代延续和器型方面都比较完备，然而藤田美术馆藏的这四件青铜重器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上博馆藏。
“我们没有这么精美的方尊，是很缺的，方罍我们有一件类似的，从精美程度而言是不亚于藤田美术馆那一件，而且我们是带铭文的，但是遗憾的是那件是没有盖子的。”周亚说。
据周亚介绍，上博收藏的方罍从铭文来看它有可能出土于中原的北边，即现在的辽宁南部和河北北部一带，即历史上所谓的“孤竹国”。青铜器研究专家李学勤先生写过专门的考证文章，认为铭文上的其中两个字可释读为“孤竹”，铭文大意是说“孤竹的亚□ 造了这件东西”。“李先生的学说，学界现在大致都是认可的，也就是说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这件方罍可能代表着商代另一方国的铸造水平，而藤田美术馆藏的这件方罍代表的是中原地区的铸造水平。”
其一，导致中国清末最大的私家收藏地恭亲王府的收藏，悉数流失海外。
清朝被推翻后，亲王府溥伟与肃亲王善耆等人组织“宗社党”，妄图复辟清室，主张整兵一战。为筹集复辟的“勤王军”的军饷，亲王府溥伟将家中的收藏，除字画之外的全部珍贵文物卖给了山中定次郎。
山中定次郎在1912年初冬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次恭亲王府“挖货”之行：宽敞的庭院内，有着一排排装满宝物的仓库，其中又分为如意库，书画库、青铜器库，大概有几十间。每间屋子里的物品上，都落满了厚厚一层灰。在库里你还能看到无数的翡翠珠宝手饰，多的就像是米店里的大米。山中定次郎还得意洋洋地说，“任何古玩商的一生，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最终，山中定次郎以34万大洋的价格买下了恭王府除了书画以外的青铜器、陶瓷、玉器、翡翠、座钟等全部恭亲王府的收藏。
其二，已知山中定次郎最为臭名昭著的行为，就是以金钱诱惑看守石窟的僧人盗劫、破坏山西天龙山石窟佛像。
天龙山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太原市西南36公里的天龙山上，东西两峰共有石窟25座，分别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各朝。据不完全统计石窟内外，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壁画等1144处，以其造型娴熟，比例适当，线条柔和，雕刻精美而著称。1918年日本学者关野贞找到天龙山石窟，并将考察报告公布于世。山中定次郎闻讯后，分别于1924年6月和1926年10月二次潜往天龙山石窟。他通过贿赂等手法，买通了天龙山脚下寺庙的住持净亮和尚，将大批佛首偷运出山。山中定次郎日记详细记载了其中一次的盗运，40多个佛头被砍下来，装成箱，运到北京，然后由北京运到日本。
藤田美术馆在1954年落成于大阪市中心，为日本最重要的文博机构之一。藤田家族珍藏亚洲艺术品多达5000件，其中包括9件国宝和51件重要文化财产。对于收藏有如此之多重要文物的机构而言，近年来却遇上财政危机，于是就有关于藤田美术馆为筹集修缮资金将出售馆藏的消息。
对于即将上拍的这四件青铜重器，其估价均不高于800万美元，周亚表示，“藤田美术馆推出一个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专场拍卖，正是因为近几年中国文物市场的火热，我并不特别强调说这几件青铜器一定要回归国内，我只是希望，买它的人一定要是真正喜欢青铜器的人，不要是那种为了盈利而去拍的人。” 周亚说。
由于流失国宝涉及追索话题，相关专家表示，这可能有相当难度，且证据不足，因为这些青铜器当时很有可能是当时山中商会以“购买”的形式离开中国的。也有另一专家认为可能出自山中商会购买的恭亲王府的那批收藏之中。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猜测出现在纽约的这批青铜器可能出自日本山中商会，那么，山中商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中国珍贵文物大量流失海外的高峰正是发生在政治飘摇、社会动荡的晚清时期，而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中国古董商、日本古玩业巨子山中定次郎就是这波巨浪的弄潮儿。正是由于山中定次郎的山中商会的推波助澜，山中定次郎的强力运作和大肆掠夺，海量的中国珍贵文物像潮水一样流失海外，开始了背井离乡之旅。此前在香港上拍的多种有关山中商会和山中定次郎的珍贵文献，如日文版《山中商会》、《山中定次郎传》、《故山中定次郎氏·古美术品展观图录》、《天龙山石窟》、《天龙山石佛集》、《支那山西省大同石佛写真集》，以及诸多原版照片等，揭示了相关的时代背景，记录了历史。
1866年，山中定次郎出生在日本大阪古董商家庭，原名安达定次郎，幼年随父亲出入于古董商铺中。对古玩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3岁时作为学徒进入了当时大阪颇有名气山中吉兵卫商店，因勤奋好学以及其坚忍不拔的个性，被老板看中，在他23岁那年入赘古董店主人山中吉兵卫家，娶其长女并改姓山中，随后开始了为山中商会进入欧美市场开疆拓土之路。
在山中定次郎的领导下，日本山中商会于1894年在美国纽约开设古董店，之后在波士顿、芝加哥陆续开设分店;1900年在英国伦敦开设分店;1905年在法国巴黎开设代理店。因此他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经营中国古董商。为了提高经营规模，扩大货源，山中定次郎于1901年在北京东城麻线胡同3号设立办事处，1917年又购入肃亲王家的一处300平米的四合院，作为山中商会在北京支店。山中商会北京支店长是日本人高田又四郎，日本店员4人，中国雇员15人。
山中定次郎本人每年定期来北京二次，大约停留2周左右，亲自开展在北京收购中国古董的业务，甚至直接参与了掠夺中国文物的肮脏勾当。其最有名的事件有两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