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输出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国外陶瓷制造而言，可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制陶方面尽量模仿中国瓷器的器形与纹饰。这在亚、非、欧一些国家的制陶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埃及制陶业就出现过三次仿中国瓷器的浪潮，第一次约在10世纪前后，主要模仿唐三彩、越窑青瓷和定窑白瓷，有的是模仿装饰，有的是模仿器形，甚至模仿越窑和定窑碗足的玉璧底形式;第二次是在11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主要是模仿龙泉青瓷的器形、釉色、贴花工艺及器内外的刻画纹饰，其模仿数量之大令人吃惊，如在福斯塔特的一个小遗址中，出土龙泉青瓷109片，而埃及仿龙泉青瓷的陶片则有6917片，两者数量相比近1∶70;第三次是在14世纪下半叶以后，主要是仿制元、明青花瓷，并有专门作坊经营，仿制品非常成功，甚至可“以假乱真”。
中国古瓷行销世界达千余年之久，经考古发掘，它在亚非欧美广大地区出土，是中古时期中国与世界贸易的实物证据。当然，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古陶瓷生产也受到了一些外来影响，如前述明永乐、宣德时所产白瓷、青花瓷有20余种是仿伊斯兰的器形，整个明代则达30余种。总之，通过对古外销瓷的研究，可进一步了解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情况。
四大发明对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是通过技术的传递来完成的，丝绸和瓷器在世界上产生的深远影响则是先通过产品的远销，然后才是技术传递，但在此以后仍以其精良的质地和优美的纹饰而继续盛销海外，直至今日。
欧洲从15世纪开始仿制中国瓷器，生产出软质瓷，但还不能称作是真正的瓷器。1709年，德国人包特格尔在德累斯顿经数年试制，终于烧出欧洲第一批硬质瓷，并于1710年在麦森设立瓷厂，其产品优良，畅销欧洲诸国，世称麦森瓷。以后制瓷术为欧洲各国所掌握。欧洲人掌握制瓷技术是独立研制的，但应当看到，这是受到中国瓷器的影响、经过长期的仿制后才研制成功的。由于欧洲各国都建立了瓷厂，18世纪末中国出口瓷器数量锐减。鸦片战争后，中国瓷器生产进一步衰落，到19世纪末，一些欧洲国家生产的瓷器反而输入到中国。这一反常现象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得到根本的扭转。
其次是学习中国的制瓷技术。这可包括三个方面。起初是聘请中国制瓷工匠到彼国建窑制瓷。如据传泰国著名国王拉玛甘亨(Rama Khamheng，1275～1317年在位)，即《元史》中的敢木丁，曾在1294、1300年两次来华。他带回中国的制瓷匠人，在素可泰建立窑场，其产品称素可泰瓷。后因此地瓷土欠佳，又把窑场迁至其北50英里的宋加洛附近，其产品称宋加洛瓷。该窑到15世纪衰落，约1464年以后停止生产。这两窑主要生产磁州窑型、龙泉窑型和青花瓷器。另外据传越南、伊朗也曾聘请过中国匠师前往制瓷。随后是派人来中国学习制瓷技术。如南宋时日本人加藤四郎景正，随道元禅师到中国浙江和福建学习制瓷术而归，曾在濑户开窑烧制黑瓷，时人称为“濑户烧”，开日本制瓷术的新纪元。加藤四郎被日本人称为“陶器之祖”。在明朝正德年间，日本有五郎大夫祥瑞来到景德镇学习制瓷技术，5年后回国，在肥前之有田开窑烧造，又在奈良之鹿脊山烧瓷，其产品大受欢迎。在中国制瓷技术传入日本的过程中尚有一段佳话。明末清初时，浙江余杭县人陈元赟(音Yūn)多才多艺、能诗善画，并在河南少林寺习武，可谓文武双全。他33岁孤身旅日，在日本娶妻生子，85岁逝世于名古屋。他在日本颇有名声，而且以改良瓷艺著称。他曾主持“御庭烧”，选用濑户土，输入中国黄釉，自为书画，产品为时人所重，称“元赟烧”，流传至今，为收藏家所珍视。他的技术为日本陶工继承，代代相传。时至今日，名古屋以制瓷著名，应与陈元赟曾在此制瓷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