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于卡若遗址的双体陶罐，造型饱满优美、构思巧妙、工艺娴熟，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卡若文化制陶的最高水平，被誉为西藏新石器时代陶器代表作。陶器在古代多为生活用具，但在卡若遗址发现的双体陶罐独特的造型和其唯一性都表明它并非普通的生活用器，而可能是在氏族部落举行重大祭祀和庆典活动时所使用的礼器，意义较为特殊。显然，恶劣的自然环境并不能阻止文化萌生的步伐，藏族及其文化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留下了许多清晰的痕迹——附塑猴面装饰证明猴传说起源甚早，黄金面具和天珠则反映了古象雄国的覆面葬俗。
高原的地理环境使得行路艰难，但这挡不住人们交往的脚步。在西藏石器时代的遗迹中，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黄河流域文明的印记。展览中有一件出土于阿里地区的黄金面具，制造年代为公元3世纪，属于古象雄国的随葬品，可谓是阿里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以黄金面具作为随葬品的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当时的欧亚大陆。因此，这枚黄金面具可谓是古代文明交流的见证。展厅里还有一块织有汉字“王侯”的织锦，这是在西藏西部首次发现的汉地丝织物。这两件文物都说明，早在距今2000年至1800年前，西藏西部已经与南疆、南亚次大陆产生紧密联系，并通过新疆与中原、中亚及欧亚草原产生了互动和交流。
本次展览的一件重量级展品——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为兽首胡人纹银壶反映的历史价值提供了更多印证。《步辇图》描述了吐蕃禄东赞受松赞干布派遣，向唐太宗请求和亲的史实。画中禄东赞身穿的长袍疑是四川产的仿萨珊、栗特样式，参考《步辇图》上的服装样式便可得知，银瓶上的人物服装在吐蕃王朝时期已经流行。《步辇图》作为中国十大传世画作之一，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见证了松赞干布时期唐蕃使者互访的频繁程度。《布画禄东赞请婚图唐卡》《布画金成公主进藏图唐卡》等文物也是唐蕃友好和平往来的有力证明。
沿着“天路”前行，记者看到，西藏地区的对外交流范围不只局限在经济和政治，还有宗教、艺术等方面。合金释迦牟尼立像，螺发、高鼻梁、通体鎏金，其通肩袈裟衣纹呈U型排列，表现出湿衣贴体的效果，衬托出强壮的身体肌肉，这正是受到了犍陀罗艺术的影响。除中原造像艺术外，东印度帕拉造像、尼泊尔造像、斯瓦特造像、克什米尔造像，乃至新疆于阗的造像都对吐蕃佛教艺术产生过影响。首博展柜里的铜鎏金弥勒佛像，与人们熟悉的释迦牟尼像造型一致，底座上的铭文写明其为来自内地的弥勒，体现了吐蕃对内地文化的认同。此外，展品中还有金嵌珠宝檀香木唢呐，在藏语中称为“甲林”，是佛教活动中一种常用的管乐器。人们普遍认为甲林是内地唢呐传入西藏而后得名的。《布画天体日月星辰运行图唐卡》表现了黄道十二宫与节气的关系。黄道十二宫的推算起源于欧洲，后传入印度，又由印度传到中国的内地和西藏地区，促进了西藏历法的发展——显然，频繁而丰富的对外交往无疑对西藏地区宗教艺术、乐器、风俗、医药等方方面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漫步在“雪域天路”上，记者首先看到的是对西藏文化的溯源。在大众的普遍印象中，古代的青藏高原几乎是生存的“禁区”，一片荒芜、寒冷干燥。果真如此吗?随着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被发掘，种种证据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青藏高原就有人类生存繁衍，且产生了较发达的原始文化。
此外，在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茶叶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茶叶就已经被输送到了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由此可以推测，当时丝绸之路有一个分支是穿越青藏高原的。这条绵延的高原丝路，联系起了不同时期古代西藏与中原和周边国家及地区之间的交通网络。
而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吐蕃与外界亦有频繁的交流。展品中有一件拉萨大昭寺提供的兽首胡人纹银壶。它是由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发现并供奉给大昭寺的。记者注意到，银壶由银片捶揲而成，壶身錾刻有一组生动活泼的图像，其中“反弹琵琶”的姿态，与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如出一辙。反弹琵琶的男子发间有日月头饰，令人联想到来自中亚西亚地区的萨珊波斯、栗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