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多达6万余件，其中90%以上属佛教类文献。长久以来，我们对敦煌文献的利用大多集中在数量不足10%的非佛教文献，并通过解读文献，补充传世史书的记载空白。其实，对“遗漏”历史的重视也恰恰成为敦煌学转型的推手，当非佛教文献的补史价值被“榨取”殆尽时，“新材料”也就变成了“旧材料”，而数量巨大、内容庞杂的佛教文献所蕴含的史料价值应得到更多关注。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的完成期，重要标志便是“八宗”的出现和发展。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古逸注疏，是研究“八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因敦煌僧人昙旷、法成等弘扬，在中原已经式微的唯识宗却在敦煌得以延续，一些唯识宗文献也得以保留，晚唐敦煌僧人乘恩所撰《百法论疏》并《钞》甚至得到了京城大德的认可，并流通内地。禅宗在唐代中晚期非常兴盛，但经“安史之乱”“会昌灭佛”涤荡之后，早期禅宗文献大量亡佚。敦煌文献中若干8世纪左右的禅宗著作，对研究早期禅宗史的价值不言而喻，其中如《六祖坛经》是更贴近《坛经》最初面貌的古本，《传法宝记》（P.2634）、《楞伽师资记》（P.3294）反映了早期禅宗的北宗传承，而《历代法宝记》（S.516等）则记述了唐代蜀地保唐宗的谱系。三阶教屡遭取缔，也未跻身“八宗”，但在唐代影响巨大，北宋以后因教典逐渐散佚终归泯灭。我们今天对三阶教的认识，主要依赖《三阶佛法》（P.2059）、《三阶佛法密记》（P.2412）等敦煌文献。中古时期国人撰述的疑伪经因受僧团排斥，不能入藏，鲜有传世本存在。但敦煌僧人并没有严格的疑伪经观念，故有《十王经》（S.3961）、《大方广佛华严十恶品经》（S.1320）等为数不少的伪经保存至今。
一些佛教仪式文本，如斋文、礼忏文、讲经论义文等，是研究佛教仪式在中国演变的生动样本。斋文是僧人为信众做法事时所用的仪式文本，如敦煌本《斋琬文》（P.2104）为五代高僧汇集前人《斋仪》所作，内容几乎涵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法事。论义是论辩双方围绕某些教义问题展开问答的活动，在传统史料中这种论辩活动颇多，但对具体仪式过程的记载不甚明了。目前所见的97件敦煌论义文本，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论义的全部程式，甚至能够反映当时使用的辩论技巧，如《八并名义》（P.2947）便详细阐述了“相望”“反对”等八种组织问难的论辩技巧。
敦煌佛教类文学作品包括俗讲变文、佛曲、灵验记等，是我们理解佛教文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材料。在敦煌文献中，佛教类变文有数十种之多，它们对解决诸如“评话”“诸宫调”等文体源头等问题具有关键意义。韵文类的佛曲数量也颇多，如P.2066《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中》收录的净土佛赞极为丰富，又如S.2679《南宗定邪五更转》、S.5567《禅门十二时》等则是禅宗类韵文佛曲。敦煌本灵验记中既有宣扬某一经典之灵验者，如《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P.2094等）；亦有宣扬某种行为之功德者，如《唐京师大庄严寺僧释智兴鸣钟感应记》（S.381等）；还有崇拜某佛教神灵或僧师者，如《刘萨诃和尚因缘记》（P.2680等）。这些灵验记是了解信众日常生活与信仰心态的直接素材，也是研治中国小说史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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