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华夏文明的来路

  回望华夏文明的来路，是近百年来古史学术研究的核心主题。按冯友兰的划分，古史研究无非有信古、疑古、释古三派，高手过招，频繁争锋，精彩纷呈。然而自王国维考证商王世系、殷墟发掘之后，其焦点集中于三代之首的“夏”。信古派路数传统，当以柳诒徵等人为代表，今已几近式微；疑古派功夫激进，以顾颉刚为掌门，陈梦家、杨宽等继之，此派几经转进余音不绝；释古派绵里藏针，以徐旭生、邹衡为旗手。如今北京大学孙庆伟教授继其《追迹三代》梳理各家得失后，新出版的《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以下简称《鼏宅禹迹》）一书，堪称考古界夏文化研究的一部系统集成之作，以续释古派“接着讲”之志业。
  “者也索属”释夏各派之优劣得失，遂炼敢问夏在何方，非“好学深思者”不能为。夏史考古恐怕有三恨，“一恨层累伪窜，二恨未挖出文字，三恨夏商分界究竟确在何时。”对此，孙教授果决地指出，夏文化的研究不能建立在依靠能否挖出“铁证”的运气基础之上，正如邹衡所言——“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鼏宅禹迹》全书所做的努力，无疑可以看作是对邹先生这句话全方位注解和递进式阐发。
  该著提出“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一方面“带着具体的历史问题来处理考古材料，或者说，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具体方式是由问题决定的”，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在历史背景下理解考古材料，或者说，借助于文献记载等历史信息，有效地将考古材料转化上升为史料”。具体将年代、史事、族氏、都邑（地理）与考古遗迹核心器物群统计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相结合、比较和辨析，试图形成更有力的“证据链条”来探索夏文化，恰如杜牧“盘中走丸”之喻：“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旨在彰显夏史考古重建的方法自觉与自信。
  由殷商而上溯推衍夏史的存在，前辈学者有两大逻辑推论：一个是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夏代世系确实推论”：“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另一个则是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的“夏代文化必高推论”：“然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
  孙著《鼏宅禹迹》于以上两大推论亦有推进和贡献。首先，关于重建夏的世系，该著并没有将它简单地等同于建立夏王朝的“编年史的时间框架”。而以《夏本纪》、古本《竹书纪年》为纲，佐以先秦文献以及新出土材料进行必要的审查，以确立夏代的基本时间轴，在接受疑古派对古史层累“剥蚀”的基础上，对“大禹治水”“禹征三苗”“禹合诸侯于涂山、禹娶于涂山”“禹葬会稽”“启干益位”“太康失国”“少康复国”以及“孔甲乱夏、桀放南巢”等重大史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勾勒，并将这些史事与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相互印证。
  其次，通过对夏文化族属群体的系统梳理，更切近地把握了夏代的社会组织结构，并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族属群体联系起来。书中详细考察了12个同姓氏族和14个异姓氏族，并据此分析禹域的“势力范围”，指出夏代“赐姓”与“命氏”并存，是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过渡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因此“夏”是一个地缘性的政治实体，而非一个血缘单纯的氏族，与后世的诸侯国非常接近。
  再次，从“空间分布”上对龙山至二里头诸时期考古学文化加以横向的比较分析，通过对不同地区遗址“核心器物组合”的梳理，对典型单位进行了出土核心器物数据统计，力图将“统一标准”用于考古学遗存的文化属性研究，并突出炊器在文化属性判断上的决定性意义，提出了龙山时期遗存“三层核心文化圈”的创获，指出煤山、王湾、造律台、后冈和三里桥等文化类型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共性的文化圈，即河南龙山文化，在空间分布上与文献所载夏王朝的核心控制区基本重叠；而三层核心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的相似性表现出依次递减的态势，又与《禹贡》所描述的甸、侯、绥、要、荒五服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结合对夏都邑变迁的文献考证进行了梳理，大致推衍出了夏王朝历史的兴衰大势，进一步划定了有夏族群流动和疆域缩张的“大棋盘”。
  自从古史辨派开启疑古思潮，“夏”作为一个传说甚嚣尘上，作为夏墟考古调查先驱的徐旭生其著虽题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但认为关于夏初的禹、启等传说所掺杂的神话因素并不太多，“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孙著《鼏宅禹迹》则意图进一步为夏文化的传说努力寻找考古学证明——如“禹赐玄圭”，孙著一改吴大澂“牙璋”之谬，指出龙山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出土玉器“牙璋”实是夏王朝的核心礼器，即《禹贡》所说之“玄圭”，其在中原、山东、陕北乃至成都地区的出土情况，足证夷夏对峙、交流的史实以及夏王朝宗教礼仪观念的传播。又论及“句芒类玉器”在江汉平原的大量出土，跟“禹征三苗”中的“人面鸟身”神话有关，这类玉器当是参与征伐三苗的皋陶族将士的遗留物，如此结合历史事件传说、考古出土的标志性遗物进行判定，足证传说确有“史实的质数”，故而由此将夏文化的“起点”断在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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