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今年重大主场外交，“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在即。光明日报特别开辟《外国博物馆里的丝绸之路》专栏，约请世界各地博物馆、大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通过对各国博物馆藏品、最新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史料文献、文物图片、历史故事，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解读丝路沿线各国的文物，描绘丝绸之路的时空演进和文明交流图景，用散落四海的丝路历史文化碎片，勾勒出历史深处那些真实、生动、鲜活的场景，展现丝路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
作为地处西亚的现代国家，以色列位于地中海的东南岸及红海亚喀巴湾北岸。位于亚洲的西端，向北进发可至欧洲，西南又与非洲大陆相连。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无论在陆上还是海上贸易之路上都占据有一席之地。由于犹太人国土历史的复杂性，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文献中，现代以色列拥有过不同领土区域和名称。而一个特殊的地理性名称“黎凡特南部”，一般作为学术界对于不同时期古代以色列的代称。
根据中国瓷器类型学的时代特征，在以色列出土的中国瓷片大致可以区分出晚唐至五代、北宋和南宋三个历史阶段。所有可划分到第一阶段的碎片，以越窑为主，应该在不早于9世纪到达黎凡特南部地区。根据中国挖掘出土的文物实物、中国窑口遗址土层的划分、西亚地区的中国瓷片文物的对比等多方面数据，中国陶瓷大规模出口直到9世纪才开始。从相邻国家区域出土的瓷片分析来看，埃及的福斯塔特和约旦的亚喀巴遗址中的中国瓷器的年代最早都不早于9世纪。第二阶段的中国陶瓷大致断代于北宋时期。11世纪初的陶瓷，在瓷片质量方面没有特别显著的发展，然而在11世纪下半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开始发展。耀州窑和定窑也于这一时期开始从中国出口。这一阶段发现的瓷片品种的多样性和数量不断增加，这符合宋代制瓷业本身的发展。第三阶段大致断代于南宋时期，主要以龙泉青瓷和青白瓷为主。龙泉窑青瓷的发现也对应着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同时期的龙泉青瓷发现。与前期相比，这一时期中国出口瓷器产品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出口至当时黎凡特南部地区的中国瓷器的功能，可以通过同时代的阿拉伯历史文献资料来一探究竟。文献资料中，这些中国的瓷器定义颇为广泛，除了作为权贵阶层享用的奢侈品，或是外交礼品，有时可作为特定仪式的礼器用品，破损的瓷器研磨成粉也可以入药，甚至作为检验毒性的工具。此外，陶瓷不仅因其功能性还因其独特的质地、形状和装饰而被流转。看来，当时的西亚地区同样赞赏中国陶瓷的艺术特色。
以色列出土的所有中国陶瓷碎片的器型在中国都能找到同样的对比。在以色列发现的所有瓷片根据其釉面和弧度，都是开放式器型，以碗和盘为主。除此之外，一件来自阿卡古城的瓷片通过对弧壁的观察更像是中国的洗或笔洗。还有一件也同样来自阿卡古城内的遗址，是在以色列迄今发现的唯一完整器。它是一个小盏，主要用于饮茶的小杯。其大小通常小于盛装米饭的小碗，又大于白酒的小杯。由于唐宋时代饮茶之风的盛行，盏也是中国瓷器中较为常见的器型。
20世纪30年代，尚未建国的以色列就有关于发掘出中国瓷器碎片的记录，如今在耶路撒冷的洛克菲勒博物馆的地下档案室里还贮藏着美国和英国考古远征队发掘出的中国青花瓷碎片。时至今日，近一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在以色列进行了无数次规模不同的考古发掘，也有越来越多的瓷片被鉴定为来自古老东方的中国瓷片。结合我们所掌握的已经发表和一部分未发布的资料来看，至少有17个遗址出土过中国瓷片。而这些珍贵的历史见证目前收藏于以色列国家文物局、耶路撒冷洛克菲勒博物馆、希伯来大学、雅法考古博物馆、拉姆拉博物馆及一部分考古挖掘者手中。
在以色列的考古遗址中所发现的中国瓷片数量虽然不多，但对于以色列学者来说，这些瓷片意义重大，价值连城。这些中国瓷器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黎凡特南部，成为当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佐证。虽然中国瓷片的出土量有限，但我们从中仍然可以发现其品种的多样化和历史文化信息的丰厚。虽然无法确定是谁将这些中国陶瓷运到了黎凡特南部，它们又经历了多少磨难和艰辛，但是通过分析这些瓷片与中国港口遗址瓷片对比，结合文献证据，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大部分在以色列被发现的中国瓷器是海上贸易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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