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时代的到来，是在此基础上的一个巨大的跨越——大众开始对文物和遗产产生兴趣并且参与到保护利用传承中来。公众开始大量地看展览、旅游、参观接触文化遗产，甚至对文化遗产有了情感、观念乃至利益上的诉求。新的展示方式也给公众参观了解遗产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可能，尽管大家“看”的内容实际上是学术工作处理后的结果，是有引导的“看”，但文化遗产及其价值渐渐和普罗大众关联起来，这是比之过去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说明我们的学科发展实际上是与人类认识世界、探索世界、改造世界有密切联系的，它们参与培养了前边所说的文化自觉。
进入文化遗产时代以后，人类开始对自己的文明和社会发展整体进程进行普遍性反思，并采取了很多以追求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保护传承措施，例如二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组建，以及随后出台的各类遗产保护公约，就是为了遗产的共同性和文化及其多样性的重要性，倡导通过文化交流、对话和文化建设来减少冲突，希望将战争消弭于思想观念之中。
学术界通常将人定义为会制造并使用工具的动物，而文化人类学认为人是自然和文化双重适应性的动物，在文化遗产时代的语境下，后者似乎更具有概括性和包容性。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真正说明了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普遍自觉和反思。遗产是老祖宗留下的，但没有人继承其实就构不成遗产。文化遗产的概念扩大并深化了我们与祖先、人与物的关系，也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立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媒介和基础。
曹兵武老师认为，“人工物品”从实际使用功能分化出意识形态功能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是一开始是缺乏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反思意识的。“古玩——古物——文物——遗产”概念出现与变化的实质，则体现了人对物的反思以及人和物关系的又一次深刻变化，考古文博学科和行业的出现为研究这些内容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曹兵武老师提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认识世界和交流交往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互联网已经经过人的连接发展到物的链接。文物、文化遗产的信息价值与互联网时代精神高度契合，大大丰富了物的信息化内涵，而遗产化本身是一个带有价值指向、社会关系、社会责任的整合物与人的社会化过程，其背后的推力是文化自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需求。生态文明将成为继狩猎采集、农牧、工业之后新的兼具经济基础与文化认知的新的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因此，在考古文博等学科所构筑的长程时空中如何面对自然之物与人工之物、客观的物和主观的物，认识它们在时间空间、形式内容、功能价值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如何构建身份标识、文化认同和文化建构的内在联系，对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和“物+人”的智慧空间中更自觉地应对自然与文化的双重进化应该有什么样的启发，都是我们在文化遗产时代语境中可以思索和探索的问题。
人们很早就萌生了收藏意识和收藏实践，例如妇好墓中的红山文化等早期玉器、古巴比伦的王室收藏、古罗马的战利品与古物交易等，都反映了古人的古物意识。古希腊缪斯的神庙、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学园将收藏和研究、教育结合起来，都可以视为是早期博物馆的重要源头。此时的物品除了原有的使用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外，开始体现人的爱好、审美、学术研究、收藏意识等，博物馆的基因已经萌芽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后，近代的专业化学术研究和近代公共博物馆正式登台，对古物的初步研究开始上升为专业的考古学研究，产生了新的学科范式与社会运作模式，物开始被认为是可以揭示历史的一种见证，大量的文物、藏品、展品以及人类对物的价值作用的认识与实践在博物馆里汇流，古玩意识与古物学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也由此，人们开始意识到要对过去进行科学保护，并对过去的文化和文明进行科学解读。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考古与文保在西方各国可是成为学科并纳入公共事务，对古物的收藏、研究、保存、展示等功能扩展为文化传承和公共性社会服务。尽管此前已经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或者神话传说，实际到此时才开始借助考古等对历史进行研究和反思。人类作为生物与文化双重适应的动物，从此具有了文化上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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