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墓葬中，随葬器物的摆放位置及其与其他器物、墓主人遗体的相对空间位置，往往赋予其特定的象征意涵。比如钺曾被视为石斧或石铲，但依据它在墓葬中相对人体的摆放方式而被判断为武器，也是某种社会权力的象征而非单纯的生产工具。因此随葬铜器在墓葬中的方位及其位置关系，对于判断其性质用途，进而探索古人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以及族群文化内涵和社会变迁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周代王畿地区的一些典型墓葬中，如2003庄李村M9与灵台白草坡M2的器物摆放方式是食器分置酒水器两端、酒器聚置的方式。庄李村M9的食器铜鼎、铜鬲与铜甗在北部二层台上，铜甗与酒、水器罍、尊、爵、卣、盉、斝相邻，这些器物自北向南依次摆放在二层台东北部，食器簋与斝相邻。这种置器方式似意在突出酒器(在这种组合中盉或被视为酒器)，而这些墓葬中多有斝、瓿、罍等大型酒器，特别是斝、瓿，主要流行于商代，说明这些墓葬与商人关系密切。
石鼓山M3的五个壁龛中，三个为食器组合，两个为酒器加水器组合，似显示出其礼器组合亦存在按功能和用途分类的趋向，即食器组合与酒、水器组合分开。滕州前掌大M11、M18的器物摆放方式与此类似。鹿邑太清长子口墓，其随葬器物亦是北椁室以食器为主，西椁室以酒器为多。
由此可见，西周初期墓葬铜礼器摆放位置因等级、地域、族属不同而存在着差异。大致说来，在器物基本组合较一致的情况下，摆放位置上存在着按大类分置;食酒水器分置;酒水器聚置、食器分置酒水器两端三种情形。前两种情形似通过食器鼎、簋组合等的绝对优势数量体现出周人重食的文化特征;将食器分置酒水器两侧，突出酒器地位的置器方式或与周初的殷商遗族有关。如果从器物基本组合的层面来看，周人的文化特性被普遍遵循，而从置器位置等器用方式上看，似乎殷遗的文化方式仍有一定程度的存续。
在具体研究中，我们采用“青铜器区位分析”的方法——既要分析青铜器在墓葬中的置放位置，又兼顾青铜器之间的组合关系，同时考虑如时代、等级、性别、地域等不同因素所造成的差异。
叶家山M65的礼器摆放情况为食、酒、水器分别按大类分开放置，且组合器物如鼎簋、尊卣、盘盉等相邻放置，体现出大类分放、组合器靠近的特征。同样的情形也见于竹园沟BZM13男性墓主、琉璃河M251、M253等多座周初典型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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