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认知传播方式

  10月8日，新华社全文发布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9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和副局长顾玉才对该政策文件进行解读。
  刘玉珠介绍，《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专门针对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并以中办、国办名义印发的中央政策文件，也是继党中央、国务院在今年7月《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之后，“送给全国文物行业的又一份政策大礼包”。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共提出了16项主要任务，刘玉珠将之概括为突出“四个重点”。
  这些提法都未见诸之前政策文件中，它们的出现释放出什么样的改革信号?新闻发布会后，顾玉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文件提出要“建立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机制”，首次将“资源”与“资产”并提，“这是要将文物进行资产化管理吗?”顾玉才介绍，文物既具有资源属性又有资产属性，古遗址、古墓葬等不可移动文物的资源属性强一些，馆藏文物等可移动文物的资产属性强一些。但他强调，即便是后者，也不适用常规的资产化管理方式。他举例说，资产化管理有个原则——增值保值，但文物就无法如此。比如，国际市场上红山玉器的拍卖价飙升，那馆藏的红山玉器就“坐地增值”了;若是拍卖价降下来，同样的玉器就贬值了。因而，即便是资产，文物也是实物资产，不能拿去计价。他还强调，文物资产用于经营的，是服务、文创等洐生品，而绝非文物本体。显然，文物管理就不能简单地照搬资产化的方式。
  文件中提出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使用和运营管理”，首次将“运营管理”与“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相连，“这意味着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可以交给私人经营了吗?”顾玉才解释说，目前社会力量参与运营的，基本是低级别文物，包括县级文保单位或没有保护级别的登记文物等。我国文物保护的现状是，所有的事情都由政府包下来是不实际的，所以造成级别越高的文物保护程度越好，而低级别文物保护力度远远不够。目前社会力量参与运营管理在多地试点，从实践的情况看，确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他举例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浙江松阳合作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当地民众和基金会出资修缮低级别文物建筑，用于民宿等经营，既保护了古建又富裕了生活，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他特别强调，虽然是交给社会力量去做，但并非可以“任性”，而是要划定范围，超出规定的经营行为都是禁止的。此后会出台相应的具体规则。
  一是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新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认知传播方式，要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革命精神谱系和文物价值传播体系方面取得新进展;二是健全文物保护机制，坚守文物安全底线，要在文物资源资产管理、土地储备考古前置、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国家文物督察制度等方面实现突破;三是坚持文物保护利用并重，大力推进文物合理利用，推动文物工作融入现代社会、融入生产生活，要在激发博物馆活力、鼓励社会参与、促进文物市场活跃有序发展、引导民间收藏文物保护利用等方面大胆探索、开辟新路;四是深化“一带一路”文物交流合作，要在援外文物保护工程、联合考古项目和文物外展上打造中国品牌、形成中国方案，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四个突破’应该说都是我们多年来文博人一直想做的事情，这次实现了文博人共同的心愿。”刘玉珠如是说。
  他表示，顶层设计做好了，关键是落实好“最后一公里”问题，这需要全国文物系统上上下下一起努力，而且是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把这个文件所有的精神落地、落细。
  记者注意到，这个文件中出现了三处新提法。“建立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机制”“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使用和运营管理”“鼓励文物博物馆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其所得收入按规定纳入本单位预算统一管理，可用于公共服务、藏品征集、对符合规定的人员予以绩效奖励”。
  文件提出“鼓励文物博物馆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其所得收入按规定纳入本单位预算统一管理，可用于公共服务、藏品征集、对符合规定的人员予以绩效奖励”，首次明确提出文创收入可以用作个人绩效，“就是说，博物馆文创收入可以名正言顺发给个人了?”顾玉才表示，长期以来，博物馆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其性质决定了它不能进行经营，也不能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财政的钱只够博物馆的基本保障标准。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些省级博物馆的人均年收入不到4万元，有的地方博物馆甚至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国家鼓励博物馆开发文创产品，但收入却不能用于提高个人收入，势必影响积极性。他还介绍，国家文物局正在积极与人社部洽商，共同出台《文博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办法》，解决上述瓶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