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的年代 根据遗址发现的遗迹现象和遗物特征,该遗址主体年代为元代中晚期,下限为明代初年。
遗址的分期 根据考古发掘情况来看,遗址出土遗物主要为瓷器,且时代集中于元代中晚期,根据主体建筑基址的叠压、打破关系,遗址核心文化遗存可分三期:第一期为元代中晚期,第二期为元代晚期,第三期为元末明初。
遗址的性质 遗址发现了元代中晚期大型院落基址及仓储遗存、居住生活基址,且道路、水系完整,建筑基址分布有序,并且出土了数以吨计、具有商品属性的瓷器,又紧邻有大元第一码头之称的“太仓港”,故初步推测遗址是大元王朝在江南地区经营的一处瓷器贸易集散地及仓储遗存。
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位于苏州市太仓市城厢镇樊泾村小区西、上海西路北、致和塘南岸,原为太仓市一中及现代居民区所用地块。
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位于苏州市太仓市城厢镇樊泾村小区西、上海西路北、致和塘南岸,原为太仓市一中及现代居民区所用地块。
遗址于2016年1月中旬因太仓市樊泾河北延沟通工程施工而发现,据文献记载,此处原有古河道樊村泾南北向贯穿遗址,且文化内涵时代为元代,故命名为樊村泾元代遗址。
釉色主要有豆青、粉青、淡黄釉、土黄釉、褐黄釉、黑釉,酱釉等;纹饰主要有花卉纹、弦纹、云纹、八卦纹、龙纹、蕉叶纹、双鱼纹、杂宝纹、瓜棱纹等;主要工艺有印花、贴花、刻花。大量器物内底有汉字或八思巴文,如:至元四年、枢府、福禄、四海进宝、和合利市、天下太平、金玉满堂、福山寿海、长命百岁、长命富贵、福鹿玉山青、大吉、金玉、刘宅、仲夫、清河、富贵、东胡、山仁、必明、吉、仁、清、福、陈、宝、金等等。特别是龙泉窑青釉“至元四年”碗底的发现,为遗址及遗物断代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次发掘出土的数以吨计的残瓷器,估算95%以上没有发现使用痕迹,且部分器物烧制时所使用的垫饼等窑具尚未分离。太仓是元代新兴的一个港口城市,没有大规模的制瓷手工业的记载,大批量、同一窑口、未使用过的瓷器在当时器汇集于此的唯一目的即是作为商品贩卖,推测其主要为外销瓷器,同时兼顾内销。遗址所发现的残瓷器应当为其在运输、转运过程中的损耗品。
此次发掘出土的数以吨计的残瓷器,估算95%以上没有发现使用痕迹,且部分器物烧制时所使用的垫饼等窑具尚未分离。太仓是元代新兴的一个港口城市,没有大规模的制瓷手工业的记载,大批量、同一窑口、未使用过的瓷器在当时器汇集于此的唯一目的即是作为商品贩卖,推测其主要为外销瓷器,同时兼顾内销。遗址所发现的残瓷器应当为其在运输、转运过程中的损耗品。
太仓于元末筑城,适值农民战争频发时期,太仓作为经贸富庶之地,被多次劫掠、甚至屠城,直至“千门万户俱成瓦砾矣”。遗址位于城内东门附近,水路交通线致和塘南岸,又是经营瓷器贸易之所,必为战争劫掠、破坏首冲之地,另外,张士诚据郡城,畏海盗之扰,遂塞至和塘尾以障海潮,开九曲河仅通太仓东门,于是半泾、陈泾古塘等港俱塞,涨以为平陆田畴,无潮汐之利,市民无贩海之资矣。遗址终因元末致和塘等水运航线人为淤塞以及频繁的战乱而废弃湮没于地下。
各类遗迹现象430余处,主要有房址、道路、河道、灶台、水井、灰坑、灰沟、墙基、墓葬、河湾驳岸、瓷片堆积等。以元代道路、河道等交通线为纵横为框架,房屋基址密布其间,构成遗址的核心文化遗存迹象,无疑是元代太仓城内机构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遗址东发掘区房屋基址规模较大,有大型围墙,墙体厚重,内部建筑分组规划,道路布局规整,且发现大量瓷片堆积迹象,初步推测该区为元代仓储区及其遗存。
遗址东发掘区房屋基址规模较大,有大型围墙,墙体厚重,内部建筑分组规划,道路布局规整,且发现大量瓷片堆积迹象,初步推测该区为元代仓储区及其遗存。
遗址出土有瓷、陶、木、骨、铜、石、琉璃质等各类遗物,其中,瓷器及其残片是主要出土遗物,数以吨计。
经过初步统计,本次发掘提取的瓷片总量150余吨,以元代中晚期龙泉窑青瓷片为主,另有少量元代枢府款青白瓷、青花残片,明清时期青花瓷残片。可复原器物标本达40000余件,完整器100余件。可辨瓷器器形有碗、盘、炉、瓶、盏、高足杯、碟、洗、壶、罐、灯、注子、塑像等40余类。窑口主要有龙泉窑、景德镇窑、磁州窑,以及铁店窑、定窑、东张窑、庄边窑、磁灶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