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陕西省文物局、榆林市人民政府主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神木县人民政府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承办的“早期石城和文明化进程——中国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神木县举行。这个会议，让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日本九州大学和国内文博考古机构、高等院校的学者们有了面对面切磋的机会。其实，很多研究者都在围绕石峁遗址做着不同专业领域的工作，大都是彼此久闻大名而见面不识。
在随后几年的考古工作中，石峁遗址不断带给学术界惊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介绍，在皇城台区域发现了4300多年前结构复杂的大型建筑遗址，瓮城、广场保存完好。在皇城台的底部，发现了一条用石头砌出的通向内城和外城东门的主干道。在进入皇城台之前，发现了多重结构的瓮城，旁边还有大墩台和广场。
很意外，能在陕西神木县遇见付巧妹。这位利用古DNA绘制末次冰期欧亚大陆人群演化谱图的女科学家的名字，如雷贯耳。直到她演讲时，很多来晚的人才意识到，整个上午主持单元讨论的年轻美女就是她。
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相关单位对石峁遗址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和发掘，最终确认石峁遗址是一座面积约400万平方米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的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是目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史前城址。
虽然付巧妹研究的是末次冰期欧亚不同人群个体的基因组数据，但她认为石峁遗址的人骨同样具有意义。“通过对石峁遗址人骨的古DNA进行检测可以了解石峁遗址保存的下限，还可以解答石峁和周边遗址人群的关系。”
对皇城台的发掘，揭示出其为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有9—10层自下而上斜收的石墙护坡，外形类似金字塔。台顶面积8万余平方米，有夯土基础、池苑等建筑。尤为重要的是在已发掘的皇城台二、三级石墙墙体内，有横向插入用于支撑的纴木，纴木下面还用石板支护。这和宋《营造法式》记载的“筑城时，城每高五尺，横用纴木一排”的记载吻合，但过去一般认为在汉代才开始使用这种技术。
“在有关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宏观思考中，来自北方的作用始终受到忽视，但石峁古城的综合研究已然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识，极大丰富了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细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赵辉认为，正是由于诸多学者通过多学科合作研究，才使得我们对这个4000年前的聚落遗址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这次在皇城台还发现了3件铜器和4件制作铜器的石范。梅建军是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他对遗址新出土的铜器和铸铜遗物评价极高，“为揭示中国北方早期铜器的形制和技术特征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更为探索早期冶金术在中国的传播路线提供了关键的连接点。石峁遗址处于北方草原与中原的中介地带，在石峁遗址发现的铜器和铸铜遗物为冶金术从北方传入中原的观点提供了关键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