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陶瓷收藏和研究必须以国学为基础

  再如清代顺治年间瓷器出现的降龙罗汉图，描绘了罗汉降伏飞龙的画面，宣传了佛法的广大和愿力。一些反映民俗民风的画面隐现出儒佛道的身影，如明代后期瓷器上较多出现的四书五经图，其中就有魁星的形象，民间有魁星点状元的传说，只要魁星手中的笔点到谁的名字，谁就会名列三甲踏上仕途。这是儒道结合的理念。又如明清时期瓷器上大量出现的高士图，从儒家的学说来分析，这反映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从佛道方面来看，则又表现了超尘脱俗和崇尚自然的思想。明清瓷器上还常有“状元及第”“高官厚禄”等画面，这体现了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从儒家学说来诠释，是一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心态，也是文人学子应该齐家平天下的正道。另外有一些瓷画虽然同样反映了儒家思想，但显示了儒学中对待人生消极的一面，如周敦颐爱莲图，画了一个隐士模样的文人欣赏莲花的情景，这是用画笔来诠释宋代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周敦颐既是文学家，又是理学家，他用莲花的洁白来比喻自己情操的高尚，表示不愿与污浊势力同流合污的决心。所以我认为，无论古陶瓷的纹饰上有什么异同，但总的来说都是反映儒释道的学说和理念，真正游离于国学核心的只是极少数。

  一般来说，传统文化和国学是不可分割的，有时传统文化就是指国学，是国学的同义语。但严格地分析，传统文化的外延要远大于国学，而国学则是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从古陶瓷收藏和研究来看，因为古陶瓷承载着历史文化信息，反映了某一时期的人文和科技状况，所以必须以国学为基础，这样才能更好地更有深度地了解古陶瓷，从而提升古陶瓷收藏和研究水平。

  古陶瓷纹饰图案反映的内容固然与国学有关，其器型也如此。试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一是清代出现的一种一统瓶，其形制是上下粗细一致，寓意是天下一统，显然此瓶的形制反映的是儒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思想。此外中国瓷器中典型品种之一的梅瓶，自宋代创烧以来一直盛行于后世，其蕴含的意象应该是国学中表示人生高尚境界的“岁寒三友”松竹梅之一，所以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一是始见于元代知名于明代永宣年间的僧帽壶，壶盖采用了僧人帽子的造型，显得别具一格，虽是受外来影响的器物，但也与中国本土的佛教相关连，所以受到陶瓷界的采纳。同样反映佛教题材的瓷器还有观音尊，这种侈口丰肩的器形因为与观音菩萨手中所持瓶式相似而得名，清代对佛教极为崇奉，并以之为国教，所以这种瓶创始于清代康熙年间并盛行不衰，人们甚至把它作为观音的化身予以供奉。还有一种由南宋时期龙泉窑创制的葫芦瓶，总的型制就是模仿葫芦的形像，有的还大书“大吉”二字底款，这种瓶应该是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或是直接为道教人士烧制。其实早在西汉时就有一种名为“博山炉”的陶上釉器型，据考证，这种炉仿制于青铜制成的熏炉，炉盖高耸，象征海上蓬莱三山。汉代虽然自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但实际上道家的影响遍及天下，道家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理念深深影响了汉代的皇族官僚及臣民。此炉一般都出土于皇室及贵族墓中，也印证了历史文献中对于汉代广泛崇奉道教的记载。

  谈到国学，我们就想到以孔子作为创始人的儒家学说，因为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史深深地打上了儒学的印记。古代中国孔庙遍布各地，四书五经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选拔的官员都是以能够熟读儒家经典为标准，民风民俗中儒家的理念无所不在，可以说儒家学说影响了中国社会达两千年之久，是国学的核心理论。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也非常广泛，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大多与佛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从总体上来归结，国学就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体系，其中哲学、史学和文学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在古陶瓷收藏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专门研究各种纹饰，发现尽管纹饰繁简不一，类型不同，但其反映的理念都与儒佛道有关。比如龙的画面，根据爪的区别，有三爪、四爪和五爪三种类型，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原来明清时期，随着皇权的巩固和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作为帝王化身的龙自然要受到特别的待遇，但龙又是一种与自然界的风云雷电相关的传说中的神兽，在民间绘画中经常会描绘有龙的场景，一概禁止当然不妥，所以就必须对其从形象上予以限制，于是由官方作出规定：凡是民间画龙只能画成三爪，亲王等使用的瓷器可以画四爪，而只有皇帝的御用品才可以画五爪龙。这样的龙纹表明了皇权的独尊地位，是儒家学说的反映。又如在明代嘉靖年间的瓷器上，有不少画的是仙鹤祥云和八卦。经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了解到嘉靖皇帝崇奉道教的史实，为了过所谓清虚玄寂的生活，他数十年不上朝与群臣见面，而把执政的权柄交到一代奸臣严嵩手上，明王朝由此进入了衰落的阶段。因为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所以这一时期反映道教理念的仙鹤八卦图在瓷器上也比前朝大量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