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9-10-25 浏览次数：
《尚书洪范》中将食列为八政之首，所谓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史记郦食其传》）。饮食问题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植物考古使得我们对于古人饮食状况和生计方式的认识得以系统化和科学化。其研究揭示，大约在距今9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北方地区已经开始种植粟（谷子）和黍（糜子）两种小米，改变了依赖渔猎、捕捞和采集为生的人类历史。此后，小米便成为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然而，由于植物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有意或无意丢弃、又经埋藏学的后期改造后而被收集的遗存。这些遗存之于食物资源消费的代表性偶尔难免会有偏差，还需从更多角度加以验证、补充和完善。根据食性分析的原理可知，该方法可以直接分析个体对于某类食物的消费比例，这为评估谷物生产对于个体饮食和社群生业经济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科学指标和研究视角。
中国北方多个遗址的食性分析表明，距今7000年前后粟、黍已经被燕辽、关中与华北地区人群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具体表现为多个遗址人骨的13C值明显高于以采食野生植物为生的食草动物。大约距今6000年的仰韶时代中期之后，黄河流域人群的13C值显著升高，说明其食物基本以小米为食。这意味着以粟和黍栽培为主要内容的粟作农业生产方式已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黄河流域农业社群生业经济的主体。有趣的是，粟作农业经济的繁荣恰与庙底沟文化的强势扩张同步，粟作农业生产方式随庙底沟文化的传播扩散至甘青地区东部、河套地区等农业核心区周边地区，成为多个人群主要的生计方式。
距今5000年前后，在旧大陆食物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亚驯化的小麦、大麦、黄牛和绵羊逐渐东传至欧亚大陆东部，并在距今4500 4000年前后传至黄河流域。此后，麦类作物的栽培及黄牛和绵羊两种食草动物的饲养被中国北方地区农业人群逐渐接受。值得注意的是，黄河流域二里头文化至西汉时期人群食性分析显示，粟作农业生产仍是北方农耕人群生业经济的主体，麦作农业及牛和羊的饲养对于先民食物结构的贡献一直停留在较低的程度。从目前食性分析研究结果看，小麦在北方旱作农业区的大规模播种和消费可能发生在东汉后期至隋唐时期。农业核心区以外则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脉络。比如，甘青地区的食性分析研究表明，距今3500年前后人们的食物结构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表现为13C值的降低和15N值的升高，这或许与以牛、羊放养为主的畜牧经济的发展或小麦和大麦种植面积的增加有关。
人群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历时性变化是探讨食物结构与生业经济转变的重要手段，而不同个体饮食情况的对比则可用于分析社群内部食物结构的复杂化，从而为研究性别年龄、社会分层、劳动分工、生计方式等对人群食物资源占有的影响提供参考。对早期人群食物结构的研究表明，部分农业社群高等级人群食物中肉类的比例高于普通人群，或已出现肉食者与藿食者的分别。如距今5000年前后的河南灵宝西坡墓地、距今3000多年的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等。最近的研究发现，东周时期男女食物资源消费种类差别明显，男性进食了更多肉类、粟与黍，女性则食用了较多当时不受欢迎的麦类作物。
新的研究表明，特定群体内个体食物结构的特殊化对于研究文化交流与人群迁徙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比如，中原地区距今4200 3500年考古遗址人骨的食性分析显示，瓦店、煤山、平粮台、二里头等多个遗址均有个别人骨的13C与15N明显不同于遗址主体人群。这种现象可能与此时北方粟作农业区与南方稻作农业区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有关。类似的现象在陕北和甘青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的多个遗址普遍存在。考虑到旧大陆青铜时代全球化引起的大范围的人群迁徙与文化互动对该时期东亚社会的巨大影响，位于半月形地带的陕北和甘青地区人群中食物结构明显不同于主体人群的个体或许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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