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有意味的形式，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史前人类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逐渐对规律性的形式要求如色彩、光滑、均匀等产生了朦胧的理解和偏好。
看展览，大家对史前部分往往一带而过。这也难怪，不就是些小石头、碎陶片嘛，有什么艺术可言吗？
要知道，这些不甚起眼的石头，恰恰体现了那些美最初的萌芽——既然是萌芽，当然幼稚而粗粝，不仔细或者不懂行可是看不出门道的。展出的几件出土于河南省许昌市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石头，学名叫打制细石器，距今约1.2万至1.5万年了，是用于切割、加工兽皮的尖状器和刮削器。这些颜色明艳的玉髓、玛瑙可不是俯拾皆是的本地石材；再看那形如利牙的，线条流畅、加工细致，就连边缘打磨的痕迹都很有韵律感。它们真切地反映了古人类对石器材料的选择和加工已超出了实用、方便的单一目的，对石器的“形式意味”有了特殊要求，这就是设计和装饰艺术的萌芽。
到了新石器时代，对丰收和人口繁衍的企盼、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心理催生了巫术和原始宗教。史前人类以“美”器礼神，以共同信奉的符号团结各部族，推动了艺术审美快速发展。彩陶艺术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具文化代表性，起源于河南省的仰韶文化使彩陶艺术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影响半个中国，推动了华夏民族和文化的认同。
夏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的成型阶段。原始社会全民性的巫术礼仪，此时被权贵阶层垄断为统治法规——礼乐制度，青铜、玉，乃至原始瓷等贵重材质被制作成礼器用以标志权贵的等级身份。礼乐思想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植根于礼乐文化的孔孟儒学更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心理。
也许你早有疑问，博物馆里各式各样叫不上名字的青铜器，为什么许多都是酒器？那是因为，古人认为酒是人神沟通的重要工具，故而酒器是重要的铜礼器。湖北省随州市羊子山西周噩国墓地出土的噩侯铜方罍便极具礼乐文化代表性。
铜罍是大型盛酒器。此罍高达62厘米，从盖至足通体遍饰动物纹：器盖捉手为双鸟首，口沿饰夔纹，肩部饰夔龙纹并接铸一吐舌兽首，侧面接铸兽首衔环耳，扉棱做凤鸟形；盖面、腹部的主体纹饰为兽面纹（或称神面纹），细致的眉毛、高浮雕耳廓均甚罕见；圈足饰一首双身龙纹，表现的是龙的正面和两个侧面。圈足下拴有一铜铃，体现了礼与音相和的思想。
夏商周青铜礼器装饰的动物纹源自对神灵的敬畏，其中兽面纹为核心母题，是在多种动物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和想象，呈现出神秘、狞厉之美。青铜礼器以雄健庄重的线条、狰狞抽象的动物纹寄予了先民对原始力量的崇拜与权力神授的象征，体现了夏商周艺术既脱胎于原始社会的蒙昧感性，又寄托着礼乐思想的理性精神，表面的凶悍背后是文明童年期的稚拙烙印。
去年，海昏侯墓和妇好墓的考古成果双双进京，引发了观展热潮。考古发掘将久远的过去鲜活地呈现于眼前，因而考古学在诞生后的200年里颠覆性地刷新着人们对历史和世界的认识。如果说海昏侯和妇好两展是集一时一墓之精绝，那么眼下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则集纳了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50家文博机构的360组件出土文物，尝试以“美的发展”为视角，以中国历史发展为序列，以出土文物为物证，揭示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兼容并蓄，多元共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诠释美学现象背后蕴含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展览中的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盆，装饰着仰韶文化的代表性花纹，复合了垂弧纹、弧边三角纹、窄带纹、圆点纹等多种几何图案，明快和谐的黑白两色，随意中蕴含着规律。看似抽象的纹饰却可以让人想象到鸟飞于天、鱼翔于水、花开于野……折射出质朴自然的世界观。这是原始艺术发展的第一次高峰，且纹饰中蕴含着浓郁的巫术与原始宗教的意味，并不仅仅是装饰。
玉，石之美者也。史前人类对石器长达二百多万年的依赖之情，在新石器时代转化为对美石——玉的推崇，玉成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作为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典型，玉猪龙想必大家并不陌生。凝望这件辽宁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看它浑圆的身体造型，寥寥数笔看似草率的刻画，你是否觉得它其实很像是虫？其实，确有观点认为蜷体龙取材于蚕、蝉等从幼虫到成虫的变化过程，龙“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的神通就是从虫类演绎而来。新石器时代龙的形象在我国南北多处出现，虽然形态各异，但表现出强烈的共同文化特征，成为我国史前时期文化融合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