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安阳队曾在豫北纱厂清理了商代房址55座、灰坑449座、墓葬463座（详见《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其中，“C区建筑群”是殷墟大司空区域最重要的发现，由于该建筑群规模较大，部分延伸到发掘区外。本次发掘的F7和F9，恰好将“C区建筑群”东部补充完整。
殷墟遗址洹河北岸区域的布局，一直是安阳队关注的重点。本次清理的L1和L2，向北恰可与2012年～2015年在大司空村东地发掘的东西向道路相接，形成“十”字交叉路口。道路两侧发现若干建筑基址群，建筑周围有相关的水井、窖穴、祭祀遗迹和墓葬。道路网络与建筑基址群等相关遗迹形成有机的整体，为殷墟遗址洹河北岸区域的布局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2017年殷墟大司空村东南地考古发掘，主要是配合豫北棉纺织厂棚户区改造进行的基建发掘。野外工作始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10月初结束。共发掘40个探方，揭露面积3800平方米。
T2016H135，开口于第③层下，打破F10。坑口距地表1.2米，距底2.66米。坑口呈圆形，直径3.3米，直壁，底部平整。坑内填灰土，土质松软。特殊之处是在底部东边有一长方形坑，南北长1.3米，东西宽0.8米，深0.9米。在坑底中部放置一件完整陶簋。该窖穴属殷墟三期。
商代遗迹现象主要有道路、房基、灰坑（或窖穴）、水井和墓葬。其中，商代的道路和房基，是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
商代道路共发现两条，编号L1和L2。L1开口于G1下，自西南向东北方向贯穿整个发掘区。宽3.2米，路面上有两道车辙，轨距约1.5米。L2开口于⑤层下，分布范围与走向与L1相同。L2分上、下层：上层宽8～10米，下层宽6.5～6.75米。路土中杂有石子、碎陶片和沙土。路两侧有供排水的路沟。L2直接叠压生土上。从层位和路土包含物判断，L1和L2均为商时期，其中L2起始年代可能较早，不排除洹北商城时期就已启用的可能。
共清理商代房址12座，分别编号F1～F12。房基主要分布于L1和L2的东西两侧，F7、F9分布于道路的西侧，其余房址分布于道路的东侧。其中，F7规模较大，保存状况较好。
F7，为南北向长方形，向西延伸至探方外。开口于③层下，距地表1.1米，夯土残厚0.8～1.5米。南北长31.5米，东西宽不少于14.3米。房址面发现有两列南北向柱础，共37个，多数有础石。房址夯土中预埋3组排水管道，均西高东低，把水排向东侧道路边的路沟中。值得注意的是，排水管道的西侧都在房屋中终止，且多与房基中的蓄水池相通，并非为西侧庭院中排水而设。这种特殊的排水设施，说明F7的功能较为特殊，很可能与庖厨有关。从空间位置上看，F7恰是2004年发掘的“C区建筑基址群”的东屋，再次证明了杜金鹏提出的商代“东厨制度”的存在。
F5、F10和F11分布在道路东侧，保存相对较好。其中，F5在南，呈东西长方形，东西长10.3米，南北宽7.5米；F10居中，略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7米，东西宽6.75米；F11在北，亦呈东西长方形，大多延伸到发掘区外，东西长不详，南北宽5米左右。三者恰组合成一组平面呈“凹”字形的建筑，缺口朝向西侧的道路。
T1819H158，开口于④层下。口距地表2.85米，底距坑口2.3米。平面形状呈椭圆形，直壁平底。坑口长径1.68米，短径1.2米；坑底长径1.4米，短径1.19米。坑内填灰花土，含少量兽骨和陶片。坑底有两个跪姿人架，旁各置一陶鬲，人头上各扣一陶甑。这种特殊的埋葬方式，是否是一种新的祭祀方式还有待考证，也不排除是商代的某种刑罚方式。像H158这类遗迹，在殷墟考古发掘中尚属首例。
本次发掘区域内层位关系比较简单，共分五层：第①层为扰土层，厚20～30厘米。第②层为明清文化层，土质较纯净，厚度25～55厘米。第③层为唐宋文化层，厚40厘米左右，包含少量白瓷片和商代灰陶片等；开口于此层下的G1自西南向东北贯穿整个发掘区，并向东北方向延伸，G1打破第④层和⑤层。第④层为商代文化层，黑粘土，厚25～40厘米，商代遗迹多开口于该层下。第⑤层为红褐土，质硬，厚20厘米左右。
共清理墓葬50座。其中，商墓49座，隋墓1座。
商代墓葬均属殷墟三、四期，以四期墓葬居多。随葬器物有：陶觚、爵、鬲、簋、罐、豆、盘和少量铜戈、铜镞，以及小玉器和贝等，种类较为丰富。其中，T2012M34出有陶豆、小陶鬲、铜戈和玉虎各一。T2014M20出有陶罐、簋、鬲、觚各一，另有石镰、铜镞、骨镞、蛤蚌、贝及玉饰等。
隋墓1座，编号T1819M39。土洞墓，长方形斜坡墓道，棺床位于墓室西侧。棺床上发现一木棺，长1.7米，宽0.6米。共出土24件随葬品。棺内出有铜镜、漆盒。墓室置陶罐3件、女仕俑4件、武士俑、镇墓兽、马、羊、骆驼、猪、牛、鸡、牛车、磨、灶和瓷碓、瓷仓各一，铜饰1件。
清理商代灰坑和窖穴230座，分属殷墟二至四期，其中以四期居多。包含物较为丰富，陶器有鬲、簋、罐、盆、甑、纺轮、网坠和弹丸等，骨器有笄、针、锥、卜骨和半成品骨料等，石器有磨石和镰等，蚌器有蛤蚌、蚌镰和刀等。其中有三座灰坑和窖穴性质较为特殊。
T2019H196，开口于H176下，西边被H228打破。坑口距地表2.6米，距底1.1～1.4米。坑口近椭圆形，东西长4.55米，南北宽为4米。坑中填灰土，底部集中埋葬着十六具人架。现场初步鉴定，这些人骨既有成年人，也有未成年人；既有俯身直肢和屈肢，也有仰身直肢和屈肢以及侧身屈肢；既有完整全躯的，也有无头身躯或仅余盆骨向下的半躯骨架。此外，还有两具动物骨骼，可能是羊骨和狗骨，还有羊肩胛骨和牛的一根肋骨。从现场埋葬情况看，这些人没有明显的挣扎迹象，应是死后集中埋葬。像这类集中埋葬的遗迹，在以前殷墟发掘中也有不少发现。H196整体装箱搬回安阳工作站，以备后续深入研究。
商代遗迹现象主要有道路、房基、灰坑（或窖穴）、水井和墓葬。其中，商代的道路和房基，是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
商代道路共发现两条，编号L1和L2。L1开口于G1下，自西南向东北方向贯穿整个发掘区。宽3.2米，路面上有两道车辙，轨距约1.5米。L2开口于⑤层下，分布范围与走向与L1相同。L2分上、下层：上层宽8～10米，下层宽6.5～6.75米。路土中杂有石子、碎陶片和沙土。路两侧有供排水的路沟。L2直接叠压生土上。从层位和路土包含物判断，L1和L2均为商时期，其中L2起始年代可能较早，不排除洹北商城时期就已启用的可能。
共清理商代房址12座，分别编号F1～F12。房基主要分布于L1和L2的东西两侧，F7、F9分布于道路的西侧，其余房址分布于道路的东侧。其中，F7规模较大，保存状况较好。
F7，为南北向长方形，向西延伸至探方外。开口于③层下，距地表1.1米，夯土残厚0.8～1.5米。南北长31.5米，东西宽不少于14.3米。房址面发现有两列南北向柱础，共37个，多数有础石。房址夯土中预埋3组排水管道，均西高东低，把水排向东侧道路边的路沟中。值得注意的是，排水管道的西侧都在房屋中终止，且多与房基中的蓄水池相通，并非为西侧庭院中排水而设。这种特殊的排水设施，说明F7的功能较为特殊，很可能与庖厨有关。从空间位置上看，F7恰是2004年发掘的“C区建筑基址群”的东屋，再次证明了杜金鹏提出的商代“东厨制度”的存在。
F5、F10和F11分布在道路东侧，保存相对较好。其中，F5在南，呈东西长方形，东西长10.3米，南北宽7.5米；F10居中，略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7米，东西宽6.75米；F11在北，亦呈东西长方形，大多延伸到发掘区外，东西长不详，南北宽5米左右。三者恰组合成一组平面呈“凹”字形的建筑，缺口朝向西侧的道路。
